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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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平行综合论坛二：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于6月27日在中国大饭店举行。
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洁勉:
大家早上好。这是我们平行综合论坛的一部分，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第一节。在第一节，我们大概有70分钟。在座的各位发言嘉宾都是非常资深的。
首先，我要邀请英国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主任伊恩·邦德。有请。
2015-06-27 08:14:15
伊恩·邦德:
谢谢杨教授。我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我也非常高兴再次回到北京。两年前，我来参加了第三次全球智库峰会，在过去的一两年，全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中一些并不让人感到高兴。比如说在非洲爆发了疾病疫情，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突尼斯和伊拉克的情况，使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区伊斯兰的极端势力的力量在上升，可以说现在国际的结构面临一个危险的境况。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不打算一一详细讲。因为我们这个小组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
我集中来谈谈几个具体的事情。
2015-06-27 08:30:11
伊恩·邦德:
首先，会议要求考虑世界的文明和相互依存性，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国际上的冲突。我的回答，很遗憾是不能，如果我们看看欧洲的局势，在一战之前，当时科学、医学都出现了重大的进步，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前所未有，当时也出现了铁路、蒸汽机车，出现了工业化的革命，当时欧洲人觉得他们非常的安全和繁荣，欧洲的统治阶层互相通婚，也都受到很好的教育。英国的国王，德国的国王和俄国的沙皇他们都是表兄弟，但是在14年德国开始打仗，而它交战的这些国家是30年代德国出口市场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们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防止战争的爆发。这样一个图景就揭示了如果政策是糟糕的，就会破坏我们之间共同的利益，因此对于我来说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是不够的，还需要谨慎，以及睿智的政策才可以的。
2015-06-27 08:33:20
伊恩·邦德:
历史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但是并不能够预测未来。今天我们可能会记得修昔底德说过战争的陷阱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学习过希腊的历史，我非常高兴今天还有人在学习修昔底德的这些经典。但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一个预言者，几千年前的这种论调，在今天可能并不现实。首先我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衰落的国家，由于它出现页岩气的革命，由于美国企业界的创新精神，美国的经济事实上比很多其他的新兴经济体看起来还要健康。第二可能也是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雅典和斯巴达他们当时并没有核武器，而中国、美国都是核武器的国家，这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核武器国家。这样一个情况就使得任何一方都非常希望这种冲突不会最后演变为对抗。
2015-06-27 08:35:25
伊恩·邦德:
第二点，世界的秩序，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是如何演变的。美国人路易·萨勒文（音），他是一个建筑学家，他讲了一句话，形态要取决于它的功能，在设计新建筑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往往我们在设计一个结构的时候，却忽略了这个问题。与此相关的，是这么一句话，是邓小平说的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让我担忧的是，有的时候新的政策结构的设计师们，更关注的是这个猫是不是漂亮，而不是能不能抓住老鼠。所以我们在设计国家秩序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渐进的、务实的态度。而且要考虑这样一个变革的国际关系，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结构，还是说它需要各个国家采取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恐怕后者更是这个情况。
前不久，我碰到一些高级的俄罗斯的官员，他们说，如果世界能够接受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提出的关于欧洲结构的设想，乌克兰的危机就有可能避免。我不这样认为，我不觉得克里米亚的危机可以因此而避免，多一个协议不会有这种回天之力。只有遵守国际的法律和秩序，才有可能避免危机。
2015-06-27 08:38:29
伊恩·邦德:
最后一个问题，新兴经济体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英国不是一个新兴经济，但是中国和英国所面临的这种局势却是相似的，也就是我们都在共同的国际秩序中生活。我们面临的一个两难的局面，就是我们参与这个聚会太晚了。对于英国来说，我们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加入的很晚了。而从我们加入的一开始，英国人就觉得那些创始成员国占了更多的便宜，我们英国没有得到这些好处。现在卡梅隆正在希望重新谈判，以一种威胁式的方式，除非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条件，否则英国人可能就会通过投票而撤出欧盟。中国同样的，也是来晚了，中国加入很多的国际组织都是在这些国际组织成立了很多年之后，特别是国际上的金融组织。对于英国和中国而言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是不是拒绝这些现有的国际机构，而“另起炉灶”更好。还是说最好的方式是加入这些国际组织，在内部工作，促成逐渐的改善。我得出的结论，对于英国，甚至对于中国来说这个结论应该是继续留在这些机构中进行改革。这比离开以一种破坏式的方式的行为要更好。我希望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会继续的得到讨论。谢谢。
2015-06-27 08:45:20
杨洁勉:
谢谢伊恩·邦德先生。接下来的发言人是尼古拉·卡塞利尼，他是意大利亚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也是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有请。
2015-06-27 08:50:31
尼古拉·卡塞利尼:
谢谢主席。感谢各位的邀请，我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亚洲事务研究所是在意大利，我有七分钟的时间，在这七分钟的时间谈谈全球治理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着哪些挑战？当中国给我们提出全球治理新视野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我们智库来说，对于现在的中国改革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关注。
首先，谈一下明年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局面，那就是中国将成为20国集团的主席国。这是现在世界上的一个新的组织，世界上大多数的国际机构都是在1945年之后建立的，是西方主导的，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都是西方国家建立，并且领导的。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创立了20国集团，明年中国将担任20国集团的主席国。
2015-06-27 08:53:24
尼古拉·卡塞利尼:
现在新兴国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力量，但是从全球治理结构来说，它所反映的世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讲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如说在2010年它有一个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从来没有被美国所批准，现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正在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愿景或者说规划，比如说“一带一路”，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远景。还有中国所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这些新的提议，是全球对于国际秩序进行讨论的一部分。
但有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也面临着挑战，当然这些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如果我们只把这个挑战看成挑战的话，可能就会丧失大局观。事实上它们也是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国家，丝路基金所涉及的地区，人口占全球的40%，它的投资资金是巨大的。比如说在巴基斯坦，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些投资不仅会在亚洲，而且会进入欧洲。在2015年4月的时候，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达到了600亿美元，现在中国已经是欧洲的第四大投资国，第一次超过了日本，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可以把中国和欧洲以及地中海连接在一起。
周一的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会在布鲁塞尔宣布中国将会对欧盟的一个几十亿欧元的基础设施基金提供资金。所以这就会带来很多的收益。当然一方面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仍然生活在现在的这样一个世界，中国所采取的一些倡议，还是让一部分国家感到一些疑虑的。我的结论是智库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就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智库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能够提供创新的思想，同时能够提出我们面临挑战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全球治理方面，我们可以合作，如何把我们的各种想法聚集在一起，对于全球秩序的这些想法聚在一起，实现“双赢”的发展。
2015-06-27 08:57:22
尼古拉·卡塞利尼:
为什么智库能够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我们可以在一种非正式的环境中进行讨论。同时，我们还有很丰富的知识和渠道，我们可以了解到政府沟通的具体情况，这也是智库所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原因。同时我们能够传递消息，我们还可以对彼此提出的一些提议进行一些检验。所以智库可以说发挥着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这是官方的渠道所不具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非常重视智库的改革，我指的是中国的智库改革，特别是在习主席上任之后，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智库，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工具和新的沟通渠道，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思想和解决的方法。这是我们现在所非常需要的。
我们现在不仅希望能够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同时我们也希望所面临的全球性的挑战能够用一种双赢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制造出更多的紧张局面。谢谢。
2015-06-27 09:01:35
杨洁勉:
谢谢尼古拉·卡塞利尼先生。下面有请丹尼尔·格罗斯先生，他是比利时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有请。
2015-06-27 09:06:33
丹尼尔·格罗斯:
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星期六早上能够在这里开会感到非常荣幸。欧洲最近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说了。而且欧洲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凸显了一直拖累着欧洲的一些严重的问题。我给大家讲的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问题。我将会在刚才邦德先生的基础上继续给大家讲，就是功能决定形势。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框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我们是有框架的，是有一系列机构的，比如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世界银行。但是它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协调，我想这对于全球经济体系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于全球的货币体系来说也是如此。
欧元区以及中国都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因为这两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都很具有影响力。我们的人口都有好几亿，同时现在我们有一些想法，有时候我们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我的看法是，在欧洲和在中国，我们都不愿意改变目前的现状，这是我一个基本的看法。
2015-06-27 09:06:59
丹尼尔·格罗斯:
中国已经有着很大的盈余，从GDP的比例上来说是比较高的，从2007、2008年开始就是如此。当时全球的信贷非常的繁荣，所以中国那时候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非常负责任的方式，中国的盈余开始下降，这对于经济开始产生一些影响。现在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的好，从2011年、2012年开始，我们看到不论是中国还是欧元区的盈余都是大幅度的增加。当然在欧元区出现了危机，欧洲的政治家们无法来解决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希腊，然后是西班牙、爱尔兰等等其他国家。现在我们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希腊。现在好像希腊拖累了整个欧元区，在这个地方现在欧洲还无法团结起来，主要还是靠出口解决问题。中国是怎么样呢？中国的政府不断地讲“再平衡”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看一下数据的话，我看到再平衡的进展并不是很大，包括投资出口，现在投资是受到了削弱，而出口也开始出现了下降。全世界靠出口是不行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我们应该通过现有的国际机制，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大家知道这些国际的机构并没有采取多大的举措，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再次发挥自己负责任的作用，因为马上举行G20的会议，这样的话各国能够协调自己经济的重点以及实现全球的平衡。
2015-06-27 09:09:57
丹尼尔·格罗斯:
中国可以在这一方面发挥全球的领导力，像2008年、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采取了一些切实的行动，使得自己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不是仅仅依赖于出口，而是增加对消费的依赖度。在这一周，我认为现在的迹象是不错的，因为在中国的股市出现了下跌，我认为这是一个去除泡沫的好办法。我认为这个办法是不错的，在欧洲本来是可以解决希腊的危机，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不确定性将会不断地增大。从经济上来说，其实他们的重要意义性并不是很大，主要是阻止了好像其他问题的解决。所以我关心的问题，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才能够保持经济的较好增长。我们都是和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所以我们希望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协调，不然的话，世界经济就无法顺利的发展。谢谢。
2015-06-27 09:14:52
杨洁勉:
谢谢丹尼尔·格罗斯先生。下面有请谢刚，他是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席，是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有请。
2015-06-27 09:17:29
谢刚:
特别荣幸能够参加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今天我的题目是关于中印关系以及合作方面。我有六个看法，首先是全球化以来，我们看到在世界上有三个题目，首先是传统安全方面还有非传统安全方面，在国际关系里面有许多发现。
第一，随着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等国家的问题，20年间以来，我们看到国家的利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边界现在没有了，这是第一个发现。
第二，现在，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国家里面，有许多国家认为主权问题、边界问题很重要。所以传统安全方面它有很多兴趣，在有一些亚洲国家领土争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当中重大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现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很重要的目标。很多国家也都在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果，他们所强调的是各种不同的政策。从出口导向国家来看，比如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能够在20国集团和其他的一些议题方面，如何打击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个主要的趋势是如何在金融危机之后能够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个趋势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建立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这样一个时间正是国际上的很多金融机构不能够一起合作，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时候，现在在77国集团中，有很多国家都有很旺盛的基础设施的需求，所以这应该是全球治理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2015-06-27 09:18:05
谢刚:
我要讲六点，中国和印度可以怎样做来改革重建全球的治理体系。
第一，中国和印度在他们的双边关系中存在一些不同，包括在领土的争议，西藏等等。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有着共同的看法。那就是联合国的宪章应该成为一个基础，我们在国际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以它为基础，特别是谈到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应该是一个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主要原则。联合国的宪章是行动的基础。
第二，谈到非歧视的核裁军，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努力，这是在60年代开始的一些努力，当时全球社会开始讨论“核不扩散条约”，到了90年代的全面核禁试条约。在98年的时候，印度当时的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提出，全面的核裁军政策。中国和印度在这方面的观点，他们在联合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要引入一个全球具有约束性的核裁军的议程。
2015-06-27 09:20:42
谢刚:
第三，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两国都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安全的挑战，包括来自恐怖主义的袭击，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了三个主要的决议，是关于反恐的，这就包括“1237、1373、1500”三个联合国的决议，其中就包括如何通过培训来应对恐怖主义的袭击，既包括全球范围内，也包括在那些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的地区。
第四，就是和气候变化相关，在1997年的时候《京都议定书》就规定，工业化国家要削减排放，如今全球看来，每年大概有220亿吨的排放，美国的排放是58亿吨，中国是51亿吨，印度大概是11亿吨。所以中国和印度都在讲，在过去整个工业化革命的两三百年间，总共的排放量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造成的，中印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资金和技术上得到支持。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京都议定书》未能够得到执行，所以中国和印度，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巴西和南非就参与了一个基础四国，他们的观点就是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有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昨天李克强总理也再次讲到了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协调。比如说德班会议、在里约，以及今年12月在巴黎的会议上，我们这些国家在会议期间都进行了很多协调。
2015-06-27 09:23:44
谢刚:
第五，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看到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工业化的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在20国集团内部有一些声音，在其他的一些全球治理结构中也有这样的声音。
最后，我要提的一个建议，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重建和完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发展中国家的产值占全球的40%，7国集团的产值大概也是40%。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取得了非常高的增长率以及出口率。所以，在2010年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整改建议基本上没有落实。现在大家仍然在呼吁要改革这些机构，特别是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一直在努力把很多的资金投到欧元区去，来处理欧洲的主权债务基金。但是“南南合作”，77国集团所得到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资金就很少。现在出现了亚洲的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的银行正在建立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那就是资金，把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要建议有鉴于在国际机构中的这三个组织，也就是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框架，金融框架，我们必须要改造现在的国际治理框架。谢谢。
2015-06-27 09:25:11
杨洁勉:
谢谢谢刚先生。下面有请迈康纳先生，他是东西方研究所的高级副总裁。
2015-06-27 09:27:19
迈康纳:
谢谢杨博士，谢谢你对我的介绍。大家早上好。我在东西方研究所担任副主席之前，有四年的时间是在华盛顿担任国土安全部的助卿帮办。所以从某些方式来讲，国土安全部可以说是华盛顿危机管理的一个核心，我们国既要处理恐怖主义的袭击，又要处理像飓风、炸弹袭击以及传染病这样的危机，所以它是一个政府的机构。
饱受什么之苦呢？那就是说政府的机关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总是像救火队，总是在处理那些马上发生的很棘手的和马上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能像布鲁克斯大使说得那样处理背景危机，所谓背景危机就是在国际中出现了一些治理非常弱的国家，他们受困于内部的很多矛盾，根据正常的国际上的规则，他们是无法竞争的。因此，他们就希望能够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布鲁克斯大使特别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俄罗斯、伊斯兰国，他说这些国家不仅仅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而是对我们的文明秩序造成了威胁。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的一种评论完全是美国人自负的一种表现，但是事实上在我看来，有很多的人感到在现有的秩序当中没有地位，这种情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对于世界上很多的人，包括世界上十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面的八个国家，二战之后的很多的秩序建立的时候并没有这八个国家的参加，这些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秩序在过去的70年间很少的服务于人类，但是眼下逐渐在丧失它们的合理性。
2015-06-27 09:27:41
迈康纳:
李克强总理在昨天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谈到了需要改革，而且南方国家必须要发出更大的声音。事实上，在美国我们的联邦政府也存在一个合法性的危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立法机构造成的。因为这个政府不能够完成基本的治理的功能，比如说执行预算，而党派之间的纷争以及目标的丧失也使得政府不能够非常有效的治理。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以及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创造者，美国现在在道德上和政治的领导力上可以说是越来越弱。虽然美国仍然是全世界的移民最青睐的一个目的地。这样一个背景危机或者说全球的大背景危机，又由于技术的发展，由于透明性的增强，由于大家都希望能够参与到全球治理中的这种愿望而变得更为严重。这可以说现在我们面临信息的民主化，这直接就威胁到了集权政权。同样，这种信息的民主化也威胁到在工业化时期所建立的任何一种结构。
最近有一个中国的投资银行家跟我说，智能手机使得中国出现了6亿“群众记者”，从而使得媒体作为信息传递渠道的这种权威性下降了。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全民皆记者”的情况，又支持了习近平主席反腐的努力。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网络世界可以被用来加强我们一种集中化的管理。最近俄罗斯发布了它的军事战略，这个战略说我们要加强军事力量和武器的集中化和自动化，这个变化要基于这个转变，把我们传统的这种纵向的指挥系统变为全球网络为基础的自动化的管理。
2015-06-27 09:31:31
迈康纳:
同样，这种背景的危机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安全问题，事实上国内和国际的这种机构都发现，现在要处理这些问题越来越困难。苏伦·瑞斯（音）去年发表了一篇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美国在亚洲的未来”，他说许多亚洲最严重的安全挑战都是跨国的安全挑战，是跨越边界的，气候变化、海盗、传染病、跨国犯罪、互联网盗窃以及现代的人口贩卖。现在有一系列的各种正式的和临时的安排来解决这些风险，这些安排对工业时代的制度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对于向新秩序的过渡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我们需要继续对新的制度进行探索。
比如说2013年4月的时候，巴西的政府举行了一个国际的像市政会议的国际会议，是在互联网上举行这场会议的，来自97个国家1840多名与会者在“多利益攸关方主义”的主题下，参加了这次网上的会议，包括各国的大使、学者，包括微软的工程师，到非政府的组织成员来参与这个会议。我认为这种多利益攸关方主义，就像新生的组织形式一样。各国的代表每个人有两分钟的发言时间，同时他们会在会议期间不断地达成比较缓慢的，比较初步的一些共识。政府机构没有参与这次的会议，而有一些国家的大使参与了这个会议的讨论。大家看到这样的会议组织的形式要想解决比较危险的安全或者是迫切的经济问题是不行的。但是当年的国际联盟也没有做到当初希望的目标，直到二战以后才建立了现在的世界秩序。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好运气和我们的善意，我们不需要再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才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使得大家能够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最后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功的组织了这场会议。谢谢。
2015-06-27 09:35:17
杨洁勉:
谢谢迈康纳先生。下面有请周文重大使，周文重大使是现在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他曾经担任过中国驻美国大使。现在请周大使发表演讲。
2015-06-27 09:38:16
周文重:
谢谢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我们这场峰会的题目是“全球治理”，讲到全球治理，我首先想到的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问题。我就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讲起。
我们现在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是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各国建立在以联合国为核心，在联合国的宗旨、原则的基础之上的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应该说，70年来这样的体系和秩序维护了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人类的发展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的原则和它的精神也并没有完全得到遵守。不遵守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国际关系当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仍然存在。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发展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才能够使得联合国宪章宗旨的原则和精神进一步的得到遵守。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新型国际关系就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2015-06-27 09:38:41
周文重:
从政治上讲，这样一种国际关系要求的是结伴而不结盟，以结伴来代替结盟，以对话代替对抗。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政治的现实，是要么结盟，要么对抗。我想我们应该走一条和这二者都有区别的结伴的道路。习主席讲过，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可以是伙伴。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谋求建立一种不设假想敌，不以第三国为对手的这样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
从经济上讲，我们应该谋求共同发展。按照联合国千年计划，15年来世界上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大概一半，但是还有10多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我们从全世界来讲，从联合国来讲，扶贫脱贫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提出来“一带一路”的构想，就是为了使得沿线沿路60多个国家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这些重大项目方面，能够得到发展，能够互相帮助，大家能够共同来使得这个地区的人民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
从安全上来讲，我们应该谋求的是一种共同的安全。应该摒弃冷战的思维，来发展一种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的安全观。
从文明上来讲，我们应该发展一种包容互见的文明。因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有2500多个民族，所以每一个文明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宝藏。所以应该包容互见，取长补短。我想，如果我们能从政治上、经济上、文明上、安全上做到这一点的话，或者向这个方向努力的话，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有可能实现。谢谢大家。
2015-06-27 09:39:21
杨洁勉:
谢谢周大使。谢谢我们刚才前面的六位演讲嘉宾的精彩发言。现在我们大概还有10-12分钟的时间进行互动问答。请每一位嘉宾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总结一下他们的主旨的思想。现在开始进行互动。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举手示意。发言之前，简要的介绍一下自己。
2015-06-27 09:41:07
国经中心研究员:
我的问题是问给邦德先生，您在演讲当中提到对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留在现有的国际体系。同时，我们知道主要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如果他们拒绝对现有国际的机构进行改革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比如说美国的政府在2010年的时候，在20国峰会上决定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但是目前为止没有进展，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应该怎么办？
2015-06-27 09:41:35
伊恩·邦德:
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英国在欧盟中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你无法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的话，你是不是接受现状还是说离席“另起炉灶”呢，中国最后需要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还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美国国会是不是会批准IMF的改革，我也不知道美国他们是否会认识到这样的改革是必须的。必要的一点就是现有的体系使得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变得更加繁荣。这个制度是不是就比将来可能的一个新的制度更好呢，或者更差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015-06-27 09:42:14
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
在过去的几天中，我们谈论了很多国家和非政府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现状，包括国家行为者和非国家行为者，他们彼此之间产生影响，包括对全球问题以及国家问题和地区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这些机构的数量非常多，他们也非常的重要。现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非政府组织是成千上万的，他们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了很多问题。包括很多全球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二战之后的架构并没有包括这些各种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把他们作为合作的伙伴，在法律的身份上也没有完全的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想问一下台上的嘉宾是如何看这些非国家行为者在解决主要的问题，特别是那些跨国的问题上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2015-06-27 09:43:49
杨洁勉:
这听说的更像是一个评论，而不是一个问题。台上哪位嘉宾愿意发表一下你们的见解呢。
2015-06-27 09:44:56
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人员:
中国的盈余是和国际体系的完全正常运转是有关系的。同时，德国也存在着贸易的盈余，德国可以说在其他的国家处理中是起到一种主导的作用。我的问题是问邦德先生，不是英国是不是要离开欧盟，英国应该是加入欧元区才对，这是我的看法。同时刚才一位演讲的嘉宾说文明是不是代表着一种能力，就是能够保持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所以我们希望不要输掉这场战斗，使得政府被市场的力量所主导。谢谢。
2015-06-27 09:45:32
丹尼尔·格罗斯:
我来谈一谈有两个规模比较大的盈余的国家，中国和欧洲。在中国货币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人民币和美元挂钩了很久，现在在过去的几年有一些上升的趋势，在中国经常项目上有很多的运动方式，在2008年之后下降然后又上升。我想这可能不会对汇率影响，这主要不是受汇率的影响，而主要是受国内政策的影响，因为在中国的储蓄率特别高，而且政府对金融的影响比较大，但由于投资不可能永远是那么高，因为高铁也修了，机场也修了，再往后要想保持很高的投资率就比较难。这样人们可能会更多的在股市上投资，但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经济的再平衡。
现在欧洲，显而言之，大家都说就是德国强制其他国家采取紧缩政策，其实这不对，甚至一点儿都不对。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不是说德国要求别的国家紧缩，是市场要求别的国家紧缩。当危机最艰苦的时期过去之后，在德国的财政政策，法国、意大利，财政政策都是平衡的，但是这些国家也并没有出现增长，所以这些国家主要是受困于自己内部的问题，没有能够克服国内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德国强制他们采取了紧缩的政策。所以这个地方都有自己很严重的内部问题，中国主要是高储蓄。在欧元区也是内部的问题。
2015-06-27 09:46:28
爱玛视界总干事：:
我是从事媒体这个行业，比较关心新闻，这个问题想问在座的所有嘉宾。请问在座的各位嘉宾，对于“中国威胁论”以及美国、日本在做的一些对和平，尤其是对中国的一些不友好的行为和言论，您和您的国家会为这样的事情做一些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
2015-06-27 09:48:39
杨洁勉:
谢谢。这位女士的问题是提给六位发言嘉宾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是不是每一位可以自行决定在做最后总结的时候也回答一下她的问题。
2015-06-27 09:56:48
周文重:
第一点，我们寻求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次第七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我感觉在这方面好像有点精彩，就是美方对于中国在IMF的份额以及IMF的改革问题，美方做了一些积极的表态。另外，对于把人民币参加到IMF的SDR的篮子里，美方也做了积极的表态，我希望看到美方的言行能够保持一致。这样的话，我们寻求的是中国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应该说在我们尽到我们责任方面做到我们所应该做的，无论在经济上、安全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是如此。
第二点，刚才这位女士的问题也是美方应该言行一致的问题。这一次第七次战略经济对话，美方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也做了一些积极的评价和积极的表态。所以我想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往往这里面会听到其他声音，就是在第七次战略经济对话进行期间，美国的国防部长也讲了和主持第七次战略经济对话的美方领导人所发表的讲话调度不一样的话。我在美国多年，我也知道美国是多元社会，存在各种声音，我想应该是总统来确定美方在中美关系方面以及在维护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方面到底做什么。
2015-06-27 09:57:55
迈康纳:
首先感谢邦德先生，他很乐观，对美国国会批准IMF的改革非常乐观，但是这还要看。第二，谈到我的同事提的问题，关于非国家角色以及在国际秩序中决策的机制。在现有的国际机制中也有一些例子，证明这还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国际劳工组织，这是联合国的专署机构，它就有三方的投票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政府、雇主和工会，各有三分之一的票数。在这个机制中还是奏效的。因此，大家可以想象他们在决策之前也是会进行很多的联合。因此在我们现有的机制中也还是有这样的例子。
最后一点，关于平衡的问题。在政府和治理以及资本之间的平衡，我同意刚才所讲的在这个领域是出现了危机，但是出现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政府和全球的国际机构行动太慢了，而这些公司他们是非常灵活的可以跨境的进行运作，他们利用了这种缓慢，当然这也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我们现在正在向一个新的秩序过渡，在过渡的过程中，公司们肯定要负更大的责任。
2015-06-27 09:59:15
谢刚:
我想回答一下非国家的角色，我在发言当中也提到这一点。我认为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制度是不同的，西方有1648年的协议，也有欧盟的经验，1648年的协议是确定了各国的边界，欧盟是消除了国家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还有“ICT”这样的国际信通组织，这些都促进了全球化。因此，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板块震动的时期，一方面有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他们强调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另一方面是全球化的一个趋势，这种非国家的角色如何才能够复合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观念，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这样一个矛盾是需要解决的，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这种跨国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是有取有予。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看一些限制，比如说对于谷歌、雅虎、youtube等等以及其他一些通信技术限制的话，同样有这样的矛盾，就是国家边界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底线就是恐怖主义，有很多的国家在联合国都决定恐怖主义是一个红线，所以我认为从全球来讲都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比如说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也通过了反恐的决议，这是一个底线。在其他的方面可以谈判，比如说和非政府组织这样的非国家机构，但是不能够是恐怖主义。
2015-06-27 10:01:01
丹尼尔·格罗斯:
讲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事实上欧盟有一个协议，但是美国不同意，关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的协议，在欧盟是同意了，但是美国在阻挠。但是中国可能延迟是对中国有好处的，如果现在就批准的话，中国可能会向希腊注很多的钱。
2015-06-27 10:02:59
尼古拉·卡塞利尼:
我来谈谈“中国威胁论”，因为前面的人都没谈，而这个问题也很重要。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但是很难说我们这些国家可以做什么，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一下欧盟做了哪些事情。我在罗马工作之前是在欧盟工作，欧盟做了很大的努力来降低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当然这是很难的。因为欧盟是一个特别的机制，但是我们还是很关注美中之间的关系，中日之间的紧张事态，我们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在亚洲没有军事的存在，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也很好，我们有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因此欧盟作为一个国际上的角色做出了努力，来消除这种“中国威胁论”。这就是欧盟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2015-06-27 10:04:59
伊恩·邦德:
向我提的问题是关于英国和欧元，我个人来讲不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但是我这个观点在英国是极少数派的观点。我们在跑之前还是要先学会走路，我们先要保证英国能够留在欧盟中，保持现在的这种情况，可能要一代人之后，我的孩子可以讨论是不是加入欧元区。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有欧元的话。
2015-06-27 10:05:59
杨洁勉:
谢谢，感谢六位发言嘉宾所做的发言以及给予问题的回答。因为时间关系，第一部分的论坛到此结束。我们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把一些问题留给下一节来讨论。谢谢。
2015-06-27 10:06:42
弗雷德里克·坎普: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会面，我是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弗雷德里克·坎普。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希望今天能够进行很好的讨论。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抓紧时间。
我们大西洋理事会和美国的国家情报委员会进行过合作，它是美国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来预测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我们这个报告是在奥巴马总统连任的时候发表的，它将会预测未来发展的50个趋势。所以奥巴马在2008年当总统之后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按我们对2035年的情况进行了预测，中国到时候将会处于世界的中心，还有其他新兴发展国家，北约可能要呼吁中国和他们所领导的上合组织来维持中亚地区的稳定。在其他的地方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包括阿富汗。我们这个报告的作者受到了批评，因为他觉得这个想法可能不是那么的现实，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是上合组织的成员，而且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对于那时候的美国人来说，到那时候西方要和中国分享权力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西方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世界上一些非西方的传统大国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把它称之为“后西方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时代”。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应该如何建立起秩序，这是我对今天这一节主持人的一个想法。我们邀请到了马来西亚、以色列、土耳其、美国，还有中国的演讲嘉宾进行发言。
2015-06-27 10:08:32
弗雷德里克·坎普:
许多人认为，中国建立亚投行是第一步，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系。同时在美国许多人都批评奥巴马政府，他们对亚投行的态度存在着问题，既没有接受，也没有阻止它的成立。所以我们想，我们取得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没有接受亚投行的话，中国可能就会更加感兴趣发展他们所提出的这些机构，而不是现有的机构。最近大西洋理事会又发表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塑造亚太地区的未来，加强制度的架构，建立一个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美国希望能够塑造亚太的体系，但是要想保持可持续性的话，我们需要和新兴大国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21世纪的开放的贸易体系，我们需要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现代化，使得那些觉得被20国集团排斥在边缘的国家能够更好的参与中国、印度、巴西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应该更好的参与其中。这可能会影响到既得大国的利益。
2015-06-27 10:10:23
弗雷德里克·坎普:
亚投行以及TPP和清迈倡议，它们能够成为一些新的制度，能够符合亚太的利益，能够促进亚太地区的一体化。我们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自贸区，这是现在APEC进行的一个现在还没有一个既定的路线图，同时TPP、RCEP之间的协调也是一个问题。RCEP是“10+6”的自贸区的计划，这能够克服他们之间成员结构不同存在的问题。中国正在全力推进RCEP，美国正在推进TPP，印度关注的是APEC，所以我们希望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我们希望其他的嘉宾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发言，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希望亚太地区的机构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协作，包括我们各个机构之间的协作，使得我们能够建立起更好的框架，我们现在乌克兰就存在着危机，好像有一些国家现在并没有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这是不幸的，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邀请这一节的第一位嘉宾是拉斯塔姆·穆罕默德·伊萨先生，他是马来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2015-06-27 10:11:35
拉斯塔姆·穆罕默德·伊萨:
谢谢刚才主持人的开场白。大家早上好，首先我在这里要衷心的感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邀请我参加全球智库峰会。这是我第一次参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这里首先想讲一下我从东南亚的角度来分析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的问题。同时我也会着重讲一下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马来西亚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在看待国际关系的时候仍然把它看作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以及东盟如何管理好自己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当然并不是说对其他地区发生的情况不感兴趣。因为看到，主要的大国都在本地区有一种竞争的关系，过去是苏联和美国，而现在是中国和美国。东盟是67年成立的，那时候希望建立起和平的和稳定的区域，同时东盟也宣布签订东南亚无核区，使得这个地方没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许多的国际的人士都关注中国在不断地崛起，以及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东亚国家我们尤其关注中美关系，这是有原因的，中国是我们的近邻，也是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们将会继续关注东南亚地区，同时也和我们东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015-06-27 10:12:24
拉斯塔姆·穆罕默德·伊萨:
东盟通过承认东盟的主渠道的作用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和中国、美国其他国家建立了伙伴的关系，同时我们在“10+6”的合作进程中进展得很好，包括和日本、韩国的合作，包括东盟地区论坛的合作机制，还有东盟防长会和伙伴国家的会议。这使得东盟和八个相关的伙伴国家与会。我们不仅为本地区制定了规则，同时也建立了东盟的行事方式，就是渐进主义和以共识为基础的合作。同时，我们也促进了区域的合作和一体化。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才能够使东盟成为一个以人为本的区域组织。
现在东盟正希望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到2015年东盟将会成为一个共同体，三个支柱，经济共同体，政治和安全共同体，以及社会文化共同体。东盟的共同体的人口超过6亿，有10个国家，我们的GDP达到了4.2万亿，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和区外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承认不平等仍然在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可持续的发展，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缩小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本地区发展的差距。比如，越、老、柬、缅是比较欠发达的几个国家，要缩小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
中国和美国在东南海上的矛盾，让我们感到关切，也会使得本地区的关系变得紧张，包括区内和区外的国家都非常关注中美之间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的问题。根据媒体的报道，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在海洋政策上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这是他们在最近的第七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所取得的。虽然，一些人士对南海地区的领土领海的争端不太乐观，但是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进行COD的磋商，同时东盟和其他国家也参与其中，中国提出了一些倡议，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进行合作，其中一些是如何应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发展的挑战，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些倡议受到了东盟国家的欢迎，东盟国家欢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细节正在逐步的明朗，中国已经正在公布更多的细节。我们应该鼓励人们更多地讨论“一带一路”，当我们看看全球的安全、经济、结构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忽略区域的结构，对我来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体系是全球秩序的一个核心。
2015-06-27 10:13:45
拉斯塔姆·穆罕默德·伊萨:
昨天，在开幕式的时候也几次提到这一点。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我们不能够否认联合国既取得了成功也在一些领域遭遇了失败，但是联合国还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促进全球的和平发展和安全。联合国要想继续成功，那它的成员国就必须成为成功的国家，因此我们也要加强联合国以及认真的改革安理会。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危险，有一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在自行应对这些挑战，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事实上我们需要全球的努力才能够应对这些挑战，无论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海盗、网络空间的犯罪，都是如此。联合国应该通过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帮助来援助各国政府。
谈到可持续发展，当然我们有一点是可以认可的，就是联合国在这方面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来促进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帮助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这些最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我们的全力支持。地区的论坛和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种能源安全、传染病，这些问题都已经上了东亚峰会的议题，所以相关的政府也可以关注这样的情况。再有，就是能源、粮食和水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在国际上进行讨论。
最后我想说像我们这样的智库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是跨很多领域的，也包括外交政策的研究，也包括经济、贸易的项目，还有就是技术、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领域。谢谢。
2015-06-27 10:15:42
弗雷德里克·坎普:
谢谢您所作的重要发言，而且着重介绍了东盟和南中国海的问题，我想接下来还会谈到这些问题。下面有请季志业先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
2015-06-27 10:17:04
季志业: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个讲台上谈一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从昨天到现在，大家讨论了很多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这种可持续发展当中的全球共同治理问题。谈到了金融体系、经济体系，也谈到了安全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我想在这里突出强调一下，在我们国际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还不是我们讲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这些问题已经给国际上提出了非常严峻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今天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确实给我们开拓了很多新的可以发展的方向和领域。
今天重点讲三个新的国际公共领域，或者叫做国际公域。一个是太空，一个是海洋，一个是网络。这三个领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迅猛的被人类社会所开拓。但是，这些领域恰恰既涉及到全球的利益，同时还缺乏国际社会的公共治理，比如说太空，现在太空技术的发展，虽然中国反复强调，我们发展太空技术追求的是非军事化，但是我们时不时也能听到国际上一些国家太空技术的发展非常迅猛，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所谓的上帝之锤或者上帝之剑正顶着我们的脑门，但是全世界还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2015-06-27 10:17:24
季志业:
再比如说海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远洋的能力提升了，深海的勘探和开采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的冰块冰貌变小了，海洋面积扩大了，我们现在有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其实它能管辖的只有全球海洋面积的30%，也就是说全球有70%的海洋是处在公域上，虽然国与国之间签订了海洋相应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并没有被世界所公认。即使我刚才提到的联合国的《国际海洋法公约》，像美国这样一个海洋强国、海洋大国，也都没有批准它。所以在海洋上我们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这70%的海洋开发、发展，对人类社会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环境的破坏究竟有多大？在海洋上各国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冲突，如何来克服这样的冲突，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国际公域的问题。
可能最现实的就是网络安全，网络世界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确实给人类社会提供了非常好的信息平台化的空间。可以说现在中国是7亿人在使用网络，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都在使用网络，很多人离开了网络都没法儿生活。像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是什么呢？刚才伊萨博士提到网络安全和网络犯罪的问题，这是全世界人类都要面临的问题。现在不仅是有网络上的欺诈行为，还有网络贩毒，网络走私，网络非法移民等等。网络成了所有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包括网络恐怖主义，我们所见到各种犯罪现象的平台。它不仅是我们的生活平台，也是犯罪的平台。但是在网络领域缺乏一个国际公认的关系规则。有的国家提出来在网络应该有主权，但是有的国家不主张有主权，有的人主张信息要完全自由，请问世界上有完全自由的信息吗？如何来管束这些自由？这些问题给全人类、全世界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5-06-27 10:18:47
季志业:
这就是我提出的新的问题，如何来管理国际公域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不抓紧时间在国际公域还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灾难的时候，就制定一种共同管理的方式的话，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新的公共领域，它可能引发的是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一种负面的影响，对国家的安全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可能造成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近比如说围绕着网络安全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一些矛盾和冲突，美国甚至成立了网军，把网站战的定义定义得非常明确，在美国看来最近出现了一些中国通过网络商业窃密的行为，如果未来定性网络商业窃密行为也可以被作为一种战争对象的话，那么网站战真的离我们不远了。
最近我们还看到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这是维基解密揭露出来的，就是美国在监听这些领导人的通话记录等等，个人生活、隐私。到目前为止，美国方面没有否认。像类似这样的问题，确实已经要求全世界各国，凡是在使用网络的国家都应该坐在一起，好好商议，如何解决网络领域的国际规则的问题。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谢谢大家。
2015-06-27 10:20:59
弗雷德里克·坎普:
谢谢。您刚才提的这些问题是很明确的，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您刚才也讲了我们早晨一起来可能会发现一把利剑已经高悬在我们头上，这讲得非常好。
接下来有请本杰明·克拉斯纳，他是以色列外交部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主要谈一下能源的问题。
2015-06-27 10:21:58
本杰明·克拉斯纳:
谢谢。我也要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个峰会所进行的发言和讨论都是非常给人以启示的。我就职的地方是以色列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政策研究中心。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以及有一些我国政府的观点。我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国际能源市场上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考虑的问题，我们都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使我们的未来是具有可持续性的，这也是全球智库应该研究的一个问题，通过我们的合作来研究这个问题。以色列一直在研究与能源相关的问题，事实上能源和我们面临每一个重要的问题都相关，对于美国、亚洲和俄罗斯，以及离我们很近的伊拉克以及伊斯兰国，还有我们的近邻，比如说埃及和约旦，以及出现了核武器的伊朗对我们造成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
2015-06-27 10:22:58
本杰明·克拉斯纳:
我特别想提的第一点就是共同承担的问题，在中东地区，美国昨天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说到2035年的时候国际能源机构评估美国每天只会从中东地区购买10万桶石油，而90%的中东石油出口将会输往亚洲国家。所以，以色列政策的重心就想往东转，但是现在大家仍然把美国看做是中东地区安全稳定的重心或者是一个矛。现在有很多的利益，包括这种盟国，还有石油的价格，美国现在自己生产的石油越来越多，同时美国还有自己的战略利益，确保中东到亚洲的石油通道是畅通的，也许我们在未来需要分担彼此之间的责任，特别是亚洲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确保石油的通道的通畅，从波斯湾一直到马六甲海峡以及到更远的地方都是通畅的。我认为在也门地区海域所进行的国际合作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
第二个我想提的问题，就是美国在能源上的新角色将会影响到其对外的政策和战略的力量，当然美国人在国内仍然进行激烈的辩论，就是是不是要出口自己的能源，多少用于国内的消费，这和以色列国内辩论的也比较类似。因为我们在国内也是开发自己的能源，多少可以用于出口的，对于美国来说，提供能源开发的一种工具，帮助自己的盟友压制自己的对手，同时我们看到能源在对俄罗斯以及对伊朗制裁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必须要承认，我并不是确定未来的结果会怎么样，也就是能源会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同时，对OPEC的基础似乎一直是不强劲和牢固的，经常会有人违反他们的规则。在过去的18月中，美国是不是会和非OPEC国家以及OPEC中的沙克会开展合作，所以盟友的关系是会变化的，同时各国是不是能够会开展合作，为了国家的利益，违反市场的力量，将油价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我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就是我们在石油资源上是不是能够实现全球的治理。
2015-06-27 10:24:20
本杰明·克拉斯纳:
第三个问题，我想提醒大家，不能够放弃一些新的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当油价下跌的时候，我们总会担心是不是还会重视新的替代性能源的发展，我想有这样几个原因，包括美国的崛起成为一个能源提供国，同时伊拉克的能源供应将会保持稳定，世界各地都会有各种风险，包括伊朗的问题，包括利比亚能源供应的不稳定，都会影响国际的油价。同时，也会有一些新的替代性能源的出现，同时还有一些页岩油和页岩气，我们并不知道页岩气的最低价应该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大家都不清楚，所以这些都是关系到全球性的问题。
现在油价这么低的时候，我们是有机会的，使得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可以开展合作，确保石油供应的稳定，同时为那些不发达国家开发这个替代性的能源。同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我认为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促进这一领域的合作，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风险进行评估，来规避风险。我们看到激进的恐怖主义，还有传统和非传统威胁，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合作解决，只有这样的话“一带一路”等倡议才能成功的实施。谢谢。
2015-06-27 10:28:49
弗雷德里克·坎普:
谢谢本杰明·克拉斯纳先生，您刚才作了很好的介绍，现在全球的能源革命讨论并不是非常多，下面有请下一位发言人，克莉丝汀·库普弗，他是德国柏林墨卡托基金会中国事务研究所政治、社会和媒体研究部主任。
2015-06-27 10:30:38
克莉丝汀·库普弗: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感谢各位能够共享你们的真知灼见。虽然时间短，我会确保遵守时间的，我准备了一个小的PPT，我希望等一会顺利的播放，这样大家能更好理解我今天要讲的内容。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一个问题，其实刚才的演讲嘉宾季志业先生已经提到了，我想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也就是数字化时代的角度来提这个问题。我特别想提三个问题，包括网络安全，刚才季院长已经简要提到了。第二个我想给大家讲一下物联网的问题，物联网对国际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三个就是国际公域的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使得国际机构进行合作，加深互相的理解，同时也面临的一些共同的挑战。
2015-06-27 10:31:00
克莉丝汀·库普弗:
第一个问题，是网络安全的问题。首先，我一直认为主要的大国对网络安全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在美国看来，他们更多的是从防止网络战争，是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但是中国政府他们不仅是希望从技术的角度，也愿意从内容的角度，也就是信息来进行考虑，从控制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欧盟，既考虑到技术也考虑到内容，在网络安全的时候，他们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谈论网络安全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各国的理解是不同的。第二点，我们看到有一些不同对网络的方法，各国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究竟是全球的治理还是通过国家治理的，这些问题大家都在进行讨论。当然中国、巴西、俄罗斯，他们的理解和西方的国家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和美国的看法不一样。
2015-06-27 10:31:39
克莉丝汀·库普弗:
第二，关于物联网。西方国家对于网络安全是感到悲观的，但是在物联网上，大家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到，（图）我们有一些数字化生产的方式，包括智能驾驶技术，不同的行业，他们都创造出了一些新的互联网的因素，使得各个事物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我认为在这方面有很多合作的潜力，特别是中国可以发挥自己特殊的作用。中国可以成为一个领先的社会，中国有7亿的互联网用户，他们很多是通过手机上网的，所以他们是可以做出一些贡献，来解决和互联网相关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很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们还看到对互联网的一些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包括GPS，还有其他的包括数据隐私等等，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所需要进一步进行讨论的问题，可以通过国际会议讨论的问题。
最后，国际公共领域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也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有冲突的可能，我们有了更多的沟通的渠道。（图）这个图显示的是一个新的微博的账户，这是中国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社交的媒体，印度的莫迪总理最近在微博上开账户，而且在中国的网民中获得了好评，很多人提出了问题，也对他表示欢迎，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所以我还想回到第一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想迈克先生在昨天的演讲中提到，在困难的时候特别是要加强和民众之间的交流，所以我认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家需要更多的和民众沟通。同时对于政府来说，他们也可以分析，就是在网络的最新的趋势是什么，能够更好地理解各国政府所面临的从民众那里带来的压力。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哪些战略。同时，国际正式会议中的信息可以在媒体上传播，比如说亚投行还有“一带一路”的倡议，许多的中国的官员以及中国的学者都有很多的问题要问，我想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媒体和互联网进行更好的讨论。所以，我想这个数字化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谢谢。
2015-06-27 10:37:33
弗雷德里克·坎普:
谢谢，我想许多大家的主题，就是中美未来能够开展的合作来解决国际的问题。下面的演讲人是孙哲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欢迎。
2015-06-27 10:40:15
孙哲:
有一句中国人喜欢说的老话，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借6分钟的时间讲三个看法。
第一，在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要更加注重我们所谓的国际关系出现的一些新常态，但是它的时效性到底在哪儿，它的时空的变幻到底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会出现什么样的梦幻组合，我们不能把这个新常态也固化。比如举很多例子，我们在报纸上，在读的英文新闻和读的中文的新闻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在西方、美国看报纸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最关心的是伊斯兰国的崛起或者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核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的朝核半岛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媒体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恐怕更多的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中日钓鱼岛，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在这种媒体话语权、话语体系不一样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的新常态什么是它的可持续的发展，我现在不敢提绿色发展，因为一提绿色发展，容易让国内的读者想起股票，我也不想多谈红色发展，没办法跟美国人和其他的西方人去沟通。可持续发展到底什么样是国家关系的正能量，用所谓的我们提出很多口号，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没有办法解决现实当中这些战争与和平的基本问题。
像我刚才说的，这样的国家还会持续多久，它的力量会发展多大，对我们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人类怎么去想共同应对的办法。到现在为止，所谓的新常态我们提了很多对国际关系的看法，突然发现传统安全也非常重要，并没有完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化。我们提出所谓的“一超多强”，现在面临后美国的世界，现在突然发现，美国在今后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还会执掌世界。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新常态又要从我们的经济利益、要从价值观的选择、从政策的选择，从这几个角度来综合去分析。这是对现在国际形势变化和变局的一个看法。
2015-06-27 10:41:34
孙哲:
第二个看法，联系到中国，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我特别信奉一个伟大的中国时代可能就要到来，或者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见到很大的曙光。你现在看到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中国人去欧洲旅游，去美国投资越来越多。今天可能看到的只是表面，看到的只是我们买一些名牌包、名牌鞋，并购一些技术和企业。但是在今后十年、二十年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我非常自信中国自身的变化可能会给整个国际体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中国外交更好、更明智的选择，这个问题非常深刻，也值得我们去思考。比如有人说现在中国面临第三次外交的战略机遇，前两次89年以后，西方对中国进行的分所。但是随着前东欧的解体，西方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转到前苏联俄国和东欧的转型当中去。所以中国面临一个韬光养晦和崛起的过程。
第二次战略机遇就是“911”以后，中国本来是在“911”之前撞击事件之后，中美关系非常紧张，但是后来“911”事件也给了中国20年机遇期。现在随着普京更加强硬，跟美俄之间的对立，或者普京跟西方之间的对立，中国是不是面临第三次战略机遇期。不管中国是不是有这种别人赋予的或者是不是我们自己主动，更多是一种被动，有没有这种机遇。其实更多中国的外交是应该构建一个全球的网络，更多的是要打造一个我们在大胆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也同时能够大胆热情的继续拥抱西方的市场，继续拥抱西方的技术，继续探索与西方进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
这一点来说对中国尤其重要，特别是现在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价值观上能不能避免“亲俄反美”或者“反日仇日”，或者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跟我们的民生和民主发展有很大的关联。我坚信如果中国能够在坚持“四个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能够深化改革，不仅能达到中国社会全面的社会和谐，而且也能给国际社会注入新的能量。
2015-06-27 10:52:52
孙哲:
最后一个观点，谈到中美关系，我做美国政治研究，大力呼吁继续加大对美国国内政治甚至它的跨国公司，加大对它的研究，加大中国与美国的体系对接，大力呼吁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型外交。有人说我的观点可能在现在不合时宜，因为确实是美国西化、分化、丑化、弱化中国的种种努力，软渗透到硬进攻都存在，但是在如何从顶层设计，从底线思维不冲突、不对抗继续提高，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合作型外交的层次，是中美关系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包括两个国家怎么样更加合理的、科学的使用自己的资源，可持续发展，彼此的关系。比如说我想提出一个跨太平洋的，不光是有一个经济合作协议，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个跨太平洋的中美之间裁军的谈判，这样两个国家都可以把大量的经费节约下来，用在民生方面，我觉得从最近结束的战略经济对话我们达成100多项成果来说，我对合作型外交还是抱有很大的希望。谢谢大家。
2015-06-27 10:56:51
弗雷德里克·坎普:
谢谢您刚才所做的非常重要的讲话，而且你提出第三个机遇期，我就讲一句话，我希望这个机遇能够是大家共享的机遇期，而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接下来有请阿里·雷旭·乌苏尔先生，他是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有请。
2015-06-27 11:00:25
阿里·雷旭·乌苏尔:
谢谢。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同事，早上好。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今天的会议，谢谢向我发出的邀请。我想谈一谈国际政治中发生的变化，我们首先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现在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样的，我同意，国际政治在这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冷战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复杂的变化，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同时也有很多的机遇。我想打这么一个比方，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样一个世界，有一点像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有一点像是20世纪。西方的势力相对下降，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是如此，亚太再崛起，包括中国和非西方的这些国家力量在上升。而且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角色，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全球化的特征，国家之间冲突的这种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国家之间的边界已经不那么清晰了，比如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这种新的非国家的角色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国家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局势，是说非国家角色它的力量在上升，但是国家必须要通过发展来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就像20国集团这样。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的治理变得如此之复杂，主权国家，大国需要进行更多的合作。
我提到了西方势力的下降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上升，这也给我们现在的结构带来了挑战。我认为欧亚大陆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在全球化中有四个情况，美国出现了重返亚洲的这样一个战略。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政策更多的出现了区域化。俄国因为克里米亚事件和美国、欧洲出现的紧张状态。
第二个要举的例子，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包括全球治理和20国集团。在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论坛，20国集团就呈现了一种新的势态，它标志着国际体系的一种积极演变。所以20国集团可以说是我们应对新挑战而发展新的国际秩序中的一个实在的范例。
2015-06-27 11:00:57
阿里·雷旭·乌苏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找到方式，来寻找新的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要使旧的国际机构能够实现现代化，比如说联合国，同样我们还需要改变一些现有的组织，比如说北约、欧盟，现在还出现一些新的机构，比如说上海合作组织，比如说非盟，他们也成为国际秩序中的一部分。谢谢。
2015-06-27 11:02:12
弗雷德里克·坎普:
非常感谢。下面有请赵进军大使，他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也是前中国驻法国大使。有请。
2015-06-27 11:02:32
赵进军:
主席先生，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这一主题对世界各国都很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之外。对中国而言，争取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和友善的国际环境非常重要。因为这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理念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说到传统理念，中国人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处理对外关系的至理名言。今天依然是中国人应对国际关系的着眼点和出发点。我认为这一传统思想，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六个字“互利、合作、共赢”。当前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情况，某些大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正在加剧，一些老的事件热点没有解决，新的又不断出现，一些原本可以由当事国之间通过双边协商解决，或在小范围内可以化解的矛盾被人为的放大或扩展成集团间的冲突，甚至逐步由小到大，从政治、经济摩擦向着军事对抗演变与发展，人们忧虑“冷战”的乌云正在重新笼罩世界，这是摆在当前及今后国际关系中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前面有的发言者也提到，中美这两个大国在刚刚举行的战略与经济磋商中，就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认真商讨，并取得较好成效。据美方公布的消息，双方达成了100多项共识。当然，中美高层会晤本身并没有解决中美间的全部矛盾和摩擦。但重要的是面对矛盾，中美展示出双方管控分歧，给热点“降温”，尊重和照顾彼此的核心利益，避免误解误判的良好政治意愿。这是令人鼓舞和值得称赞的。实际上也为改善世界上大国关系树立了一个榜样。人们也有理由希望，围绕乌克兰问题引发的严重对抗，能够通过谈判、合作，实现降温、降温，再降温。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和集团对抗能够解决问题吗？历史一再证明，此路不通。
2015-06-27 11:02:53
赵进军:
这里有一个战与合的选择问题，而大国的选择不仅关系到本国利益，也将对世界的未来影响巨大。谁都知道，冷战思维危害国际关系，只有转变和放弃冷战思维，采取互利合作共赢的正能量思维，才是解决当前国际关系和矛盾的根本出路。
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世界，用老的观念和做法去维护旧的秩序是行不通的，今天世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快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随着新型经济体自身不断努力和发展，理应在世界上拥有自己应得的地位、尊严和话语权，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国之间存在差异和多样性是正常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应当是允许各国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意识形态，采用不同的发展模式，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实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正确的国际关系应有之义。
2015-06-27 11:07:36
赵进军:
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之路，同时主张与各国建立和平、合作、共赢的友好关系。两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其核心就是把加强与各国的合作、共赢具体化，令人高兴的是，这一倡议受到各国的热烈欢迎，并正在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计划，俄罗斯的“亚洲经济联盟计划”，蒙古的“草原之路计划”，印度的“季风计划”，欧盟的“容克计划”，法德的“联合投资计划”等商讨合作与对接，可以说一轮新的大规模洲际全方位合作正在启动和形成，其共同理念就是互利、合作、共赢，应当说这是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出现的代表正确国际关系发展方向的务实之举，受到“一带一路”60多个沿线国家的欢迎和好评。“一带一路”有利于世界转变思维方式，整合资源优势，开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并进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我们的结论应该是树立互利、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摈弃一切旧的“零和思维”，推动各国在新时期为“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新模式作出应有贡献，这应当是世界所有智库的共同责任。谢谢。
2015-06-27 11:11:55
弗雷德里克·坎普:
主办方允许大家提两个问题，请在提问的时间说明一下你的问题是提给谁的，同时介绍一下自己。
2015-06-27 11:14:42
和讯新闻:
请问伊萨，在过去的几周中，在金融危机之后一些新兴市场的基金，他们遭到了最大的资本的流出，您认为这些国家是不是会出现另外一次金融危机呢？
2015-06-27 11:15:02
提问:
我的问题是提给主持人，因为在弗雷德里克·坎普的主持词里提到亚投行的问题以及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的一些看法。伊萨先生讲了联合国，刚才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联合国之所以成功，其成员国必须是成功的国家，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都知道世界银行在中国已经存在了30年，我从事世界银行的项目，虽然我不是世界银行的官员，我从事世界银行的项目已经有30年。世界银行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银行项目最成功的国家，还不是之一。美国和日本对亚投行其中有一个疑虑，认为亚投行的成立会不会使最佳的规则得不到应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银行规则最佳的实施国，美国和日本在担心什么，是担心这种最佳的游戏规则得不到由于亚投行的成立，得不到继续的实施呢？还是在担心由于亚投行的成立，游戏的主要角色的地位得到了挑战。谢谢。
2015-06-27 11:17:41
拉斯塔姆·穆罕默德·伊萨:
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想看一下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我认为从我的角度来看，基本面是很强劲的。虽然有一些问题，虽然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那些“GST”，货物和商品条约方面的问题，包括这些国家的货币与美元的汇率主要是由政治上的因素来决定的。投资者正在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可能从媒体中已经听说了，比如说总理和前任的总理就一些问题已经交换了意见。所以我认为总体上来说，基本面是比较强劲的，同时在经济的增长也是不错的，比如说在印尼国内正在努力实现经济的发展，和1997年、1998年的情况不一样，印尼他们更加谨慎，他们希望确保他们的管理，不会再出现十几年前出现的情况。
2015-06-27 11:19:50
弗雷德里克·坎普:
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就亚投行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在我们大西洋理事会，我认为我们正好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从美国的角度上，从1945年到1989年，在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建立世界秩序并不是很成功，二战之后我们建立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我们又在一个历史上重要的时刻，我们需要调整现有的国际的秩序，和中国开展合作，进行调整，能够反映更好的社会的现实，能够在领导力上进行调整，我认为现有的国际秩序能够继续下去，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在亚投行的问题上是错误的。当然我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发言。最后我还想说一句，感谢所有的演讲嘉宾的精彩发言。刚才孙哲主任谈到了一点，就是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我非常喜欢孙哲先生刚才讲的一句话，我们还是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还是有很多希望的。谢谢。
2015-06-27 11:22:18
刘遵义: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刘遵义，香港中文大学。非常荣幸能够担任这一节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发言人都是非常资深的，每个人七分钟。希望我们还能够有一点点的时间来提问。
首先有请第一位发言人迟福林，他是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院长。有请。
2015-06-27 11:22:59
迟福林:
谢谢。这里我想从经济转型的角度谈谈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一些看法。我一个总的观点是面对全球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处在这样一个改革的关口，就既需要推进全球经济转型升级，又需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同步转型，顺利渡过这个关头，使全球经济治理适应经济转型的趋势，就能够有效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就能够走上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下面我十分简要的提出三个问题，与大家做讨论。
第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适应经济转型，是不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我的看法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新矛盾、新风险、新挑战不断出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适应经济转型趋势的矛盾日益凸显。我这里简要的做这样三点判断。
第一点，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兴11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由2008年的22%提高到2013年29%，提高了七个百分点。同期，G7经济总量占比从53%下降到46%，下降了也是七个百分点。2010-2013这四年，新兴11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53%，也就是说新兴经济体已开始成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015-06-27 11:24:10
迟福林:
第二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不利于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升级。简要的说，一是现行治理体系下，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但新兴经济体却由此承受国际资本频繁流动、汇率大幅波动、贸易环境有所恶化等风险。二是新兴经济体尚未取得与其经济地位与贡献相匹配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而目前多边治理机制难以与此相适应。三是以经济转型为导向，谋划全球治理变革，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既需要新兴经济体通过自身变革渡过转型关口，也需要调整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包括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机构改革、国际援助机制改革等。
第二个问题，如何推进以经济转型为导向的全球治理结构改革。我这里提三条建议：第一条，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这既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又有利于推进全球投资贸易自由化进程。问题在于当前新兴经济体参与自贸区网络，客观上很难与发达国家采取相同的标准，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由贸易标准的不断提高是一个大趋势，不宜在短时期内过度提高门槛，很容易形成新的投资贸易壁垒，不利于经济全球化新进程。第二条，扩大服务贸易。当前主要新兴经济体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服务化转型趋势明显，服务贸易形成新兴经济体的重要增长动力，当前主要面临两个大的挑战，一个是新兴经济体自身的服务市场开放不足，二是发达国家在环保、能源、科技等领域拥有较多的出口管制。这两个方面应当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当前任务。三是扩大基础设施。一句话，当前我们全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低、投资不足，成为经济转型的突出问题，应该说在这一方面要发挥像亚投行等多边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
2015-06-27 11:25:05
迟福林:
第三个问题，要不要以G20为重点，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我的看法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既要对传统治理机制进行优化，更要充分发挥像G20这样一个新的机制的作用。这里十分简要的提三个建议。
第一是推进G20机制化。比如说如何务实探讨做实G20的治理机制，例如设立秘书处和G20倡议实施委员会，探索G20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协调机制等。
第二是全球治理结构变革需要开放包容，形成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应该充满矛盾和风险。重要的是，秉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尊重多样性，允许、鼓励、探索多元化全球治理机制。
第三是务实打造新型大国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难点不在于如何设计方案，重要的在于能否或者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样才能形成新时期全球治理结构变革的新动力。谢谢。
2015-06-27 11:26:02
刘遵义:
非常感谢迟教授。接下来有请托马斯·伯恩斯先生，他是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前执行董事。有请。
2015-06-27 11:29:19
托马斯·伯恩斯:
谢谢。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峰会，是再次参加。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我想简单谈四点。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国际治理的有效性，我谈四点。什么是国际治理，什么是全球治理。有时候它的意义是不同的。第二点，20国集团在其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第三，20国集团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最后，在中国担任明年的20国集团主席的时候能够做哪些事情。
首先，什么是全球治理，什么不是全球治理？我们并不需要全球的政府来治理。主要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全球治理指的是政治互动，目的是解决问题，它产生的影响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全球的治理是非常复杂的，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机构，包括机制，国家之间的关系，市场、公民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国可能会利用多边的力量，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来促进自己的利益。中小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就是一个中小国家，是希望通过合作性的政策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因为这些国家独自是很难把自己的想法施加于大的国家。确定了全球治理是什么意思，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问题。
2015-06-27 11:29:46
托马斯·伯恩斯:
20国集团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20国集团的会议升级成了首脑的峰会。它拿出一系列的应对策略，既包括协调各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改革国际的金融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点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有能力来设计一套政策，并且确保它的执行，因为涉及的问题是跨国境的。就像我已经说的，比如说经济刺激规划就需要协调多国的。在金融方面，创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就是全球稳定机构。再有，对现有机构的改革，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要进行改革。希望在今后这个改革可以得以实施。20国集团的解决危机的一些应对方案，大多数人看来是比较成功的。
接下来20国集团有哪些能做的事情，哪些是做不了的。我们首先要记住，20国集团是一个机构，它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像联合国或者是其他的国际机构。20国集团是一个自愿的、合作的机构，它的成功取决于各国参与的这种意愿。所以能做哪些事情呢？可以要求这些机构负起责任来。它可以看一看全球的机构，告诉他们说，你该做的没有做，所以你需要改革。全球稳定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新建的机构，可以发挥领导作用，比如说中国、美国在里斯本峰会之前就采取了行动，就减少碳开放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所以可以发挥领导作用，但这并不是一个机构所作出的反应。随着20国集团的议程不断的扩大，它发表的第一份公报有2500字，上次公报有1500字，文字倒是缩短了，但是我们还能够非常明确的看出它的议程和方向。
2015-06-27 11:30:58
托马斯·伯恩斯:
最后，看看中国当主席的时候能做什么？我很高兴，中国接受了20国集团主席这样一个职责，意味着它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显示了中国自身的成功，它的成功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可以参考，所以主席的地位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认可，但是还不仅如此，但是还记得中国担任主席国有很多的责任，20国集团内也出现了很多的分支机构，所以中国要决定如何往前走。
我们都知道，可以不断的变革，在法国峰会的时候，他们就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看到目前希腊的局势，看看是否接受和欧盟的协议，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顺利的解决。我想这都能改变整体的关系。领导力就是要专注，我想有两个问题中国可以重点关注，就是20国集团确定要实现平衡的和可持续的增长，是20国集团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力，不仅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上。另外一个问题，今年年底，在巴黎的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和美国去年达成了协议，已经展示了自己的领导力，同时还有传染疾病的问题，防治的问题，我想20国集团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
谢谢。
2015-06-27 11:36:08
刘遵义:
谢谢托马斯·伯恩斯先生，下面请史蒂夫·霍华德先生，他是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的秘书长，有请。
2015-06-27 11:36:46
史蒂夫·霍华德: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第四次全球智库峰会。我想谈的问题是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和如何通过它来实现全球可持续的发展。我特别感谢曾培炎先生以及其他的各位同事，感谢你们提出亚投行，亚投行是在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很快50多个国家将会签署这个备忘录，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我想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感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在全球机构的成立上所发挥的领导力。
过去的十几个月中是积极的参与了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是不是能够发挥领导力，其他国家是不是允许中国发挥领导力，我认为亚投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如何能够实现全球公共产品，听起来有点抽象，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是密切联系的。这个全球公共的产品对于公共的治理的重要性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认为全球治理现在是比较虚弱的，需要得到加强。现在全球化可能会出现逆转的趋势，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同时我们需要有可持续的方式来解决全球治理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全社会，包括智库、企业家，包括非政府组织，包括这些全球性的机构，一起来解决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考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同时还应当真正的行动起来，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开展行动的伦理的基础，这也是我们领导力的来源。
2015-06-27 11:37:54
史蒂夫·霍华德:
之前我参加过第一届全球智库论坛是2009年，那个时候我们讨论如何加强20国集团的问题，来加强不仅是经济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提出了是不是建立一个拥有的秘书处，当时提议，全球智库在中国成立一个秘书处，这是我的提议。同时我在第二届会议中也提出了更多的建议，第二届峰会和第三届的峰会，我们当时邀请了拉加德女士来参加会议，也是讨论了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中国是支持了拉加德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这个机构在各个领域中都发挥了积极了作用，我希望拉加德女士能够连任。
全球的机构的运行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希望世界能够实现多极化。同时我也在过去的两年中和其他的国际机构，包括OECD的秘书长“库利亚”，我跟他也有交流，同时我和英格兰银行行长，他是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主席，我和他也进行了一些合作。我们要减少在金融体系中“搭便车”的现象。同时在环境问题上，我也和一些同事开展了合作。同时我们可以在宗教届的领袖上也可以开展合作，他们可能通过一些非正式的形式发挥他们的作用。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磋商以及巴黎气候变化的峰会将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要问，这是谁来负这个责任。全球的经济和社会的政策应该如何制定，中国如何发挥领导力，其他国家是否允许中国发挥领导力，我提到亚投行是中国领导力的样板，同时我认为这整个的过程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如果一开始没有中国发挥领导力的话，现在的亚投行就不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它取得成功。
2015-06-27 11:39:20
史蒂夫·霍华德:
中国和美国最近举行了战略与经济对话，在APEC上也进行了比较好的协调。他们讨论了国际上的问题，同时不仅要有从上至下的正式的渠道，还有其他的一些渠道。比如说全球的公民社会就能提供动力，包括在治理和其他方面上提供他们的建议。他们可以通过这种非正式的形式来进行沟通，能够进行着开放的、包容的对话。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的全球基金会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和全球的领导人，包括宗教的民间社会的领导人，跟他们之间进行沟通，希望能够找到共同的基础，来促进全球的治理。在这个工作中，中国同事跟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比如我们在2008年在华盛顿开过一个气候变化的会议，中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去全球化这个可能性存在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间和非政府之间的沟通，特别是这些非政府的沟通的渠道。我们的基金会将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需要中国能够进一步积极的参加这样的讨论。在未来中国应该而且可以发挥更加大的作用，无论是在中国的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上。
谢谢。
2015-06-27 11:41:03
刘遵义:
谢谢史蒂夫·霍华德先生，非常令人启发的发言。
下面有请黄靖先生，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2015-06-27 11:41:53
黄靖:
因为时间限制，我讲一些主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全球治理，同时我们也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它需要什么样的治理。我们生活在“三个世界”中，第一是政治世界。我们从单极化的世界转向多极化的世界，而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在经济世界中是正好相反，我们正从多极化的世界变成单极的世界，因为经济的一体化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也是不可逆转的。如果你看下各种机制条约、世贸组织、TPP、RCEP、“一带一路”等等，这些计划和倡议都把我们进一步的一体化，所以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单极的方向。
我们知道是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有两种推动力量，首先是金融的扩张，金融的扩张使得资金从富裕的国家转移到贫穷的国家来追求利益最大化。第二种力量就是国际化，生产和服务的国际化，这使得产品服务从富裕的国家流向发达的国家以获得最大的利益。现在是富国欠债穷国有钱，这使得过去的形式颠覆了，因为这和过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现在所有的富裕国家，除了德国之外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国际上的金融体系仍然是那些身背债务的人所管理的，中国、印度、南非、巴西这些国家有着充裕的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处于主导的地位。
2015-06-27 11:42:10
黄靖:
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正生活在多极化的世界中，它的基础是经济一体化，它的金融秩序还是那些欠了很多的债的人，而不是有钱的人主导的。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需要加强全球治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呢？我们要想实现全球治理，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是不太容易的，全球治理在我看来就是培养、促进和发展一些规则和原则，这些规则和原则能被在我们的互动中被接受，作为行动的准则。所以我们应该建立起国际机构，使得我们能够优化共同利益。 第二，应该更好的管理不可避免利益上的冲突。第三，要建立机制，达成妥协。最后我们应该有防止战争的做法和机制。在我看来，冲突利益越多，但是我们对于全球化治理的需求是越来越大的。现在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
第一个挑战就是单边主义，我认为从危害性上来说，单边主义的危害性是最大的，这对于主要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些主要的国家必须要限制自己。不能采取单边的行动。
第二个挑战就是意识形态决定的政策。因为如果这个政策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您就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对方绝对是错误的，这样你就意味自己是上帝了，这样怎么能够妥协呢？这是第二个挑战，就是要避免由意识形态来决定我们的决策。不能以宗教或者意识形态来决定我们的政策，而是要以我们的利益为政策的基础。
2015-06-27 11:43:16
黄靖:
第三个挑战又复杂一点，就是如何在双边、多边机构之间取得平衡。因为本来他们的性质都是封闭性的，而像20国集团，全球治理方面，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开放的，包容性的，我现在讲的就是全球的安全体制，仍然是美国为首的，以它的同盟为基础的，比如说在太平洋，它和很多的国家都是盟国，在欧洲，它有北约集团，这些集团在过去提供了和平和安全。但是现在由于这些集团都是在冷战时期为了对抗的目的而建立的，所以他们都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性的，而且现在这些新兴的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都没有被包括进来。既然是谈的是全球治理，就必须要开放和包容，要让大家都参加进来。我们有选择吗？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必须要促进全球治理，也就是包容性的、透明的、开放的。谢谢。
2015-06-27 11:45:50
刘遵义:
谢谢黄教授，接下来是阿列克谢·马库什金先生，他是俄罗斯西北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经济和国际事务部的主任。有请。
2015-06-27 11:46:35
阿列克谢·马库什金:
我接着前面一位发言人来讲，我认为他讲得非常好，信息很全，结构也很清楚。但是在这之前，我要指出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我们这个会上提到的重要的观念，我想对刚才作出的诊断作出个人的更正，我认为眼下的情况是全球金融化的一个结束，这种全球的金融化曾经是全球化最重要的议程，这个结束了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寻找更广阔的视野。而我并不意味着是全球化的一个终结，我想提两个建议或者两个观点。
第一，我谈的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新的事物，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多年来都是我们谈论的焦点，在很多的领域研究中都在研究它，这样一个议题，我们在这个峰会所具体讨论的就是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例子，在哪个机构我们可以来促进这种可持续发展？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处在市场经济的范围中，我们现在意识到我们不可能继续过去20年的分裂了，也就是制造和金融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分裂，制造和金融应该是在同一个链条上的，可是却在地理上分开了。制造业由这些国家来承担，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金融仍然是由发达国家来承担，特别是美国，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种局面不能够继续下去了。
事实上我们需要做的是早就有的一些做法，就是让他们俩成为同一个链条上的一部分，双方都应该优势互补，比如说制造业又在回归美国，而中国正在做出努力，来使它获得在全球的金融能力，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趋势的例子。这种变化会影响全球的每一个地区，包括俄罗斯，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入这个进程，当然我们也在研究这个进程。我们希望能够进行合作。
2015-06-27 11:46:55
阿列克谢·马库什金:
第二，我可以把它叫做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SDA”。我想，这个还需要详细的阐述，在这里我就讲两点，关于可持续发展议程。首先，我认为联合国机构主要是为了处理危机的，特别是和军事相关的，还包括和战争相关的，而现在我们在考虑让联合国这个机构增加新的功能，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联合国机构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来应对这样一个新的挑战，我想这个答案是还没有这样的能力，在我们谈到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方法的时候，有很多可借鉴的东西，比如说在公司治理、法人治理方面有一些方法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有一些决策是在顶层做出，然后往下执行。在联合国的机构，在我们这个峰会上都提到过一些智库的研究结果，就是通过网络进行沟通，使得这个政策能够为要执行政策的人所了解。从而改变现在这种直线的由上到下的指令性的结构。谢谢。
2015-06-27 11:49:57
刘遵义:
非常感谢阿列克谢·马库什金先生。
接下来我们是詹姆斯·麦甘先生，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高级讲师、智库和市民研究项目主任。
2015-06-27 11:51:31
詹姆斯·麦甘:
刚才又提醒了我一下，我只有7分钟，对于一个教授来说，7分钟的时间就好像把一个老虎关进了一个猫笼子里，但是我会遵守时间。首先我讲两件事情，一是全球治理的定义从我的角度来看，从历史来讲本来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只有国家才是国际舞台上合法的角色，现在新的定义就承认了这样一个新的情况，也就是有一些非国家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也有很大的作用。我自己要讲的是四点：第一是看一下我们面临的新局势。第二是过时的市场结构。第三个看看新的角色。第四个要能够走出这样的困境，需要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制定出合理的政策。
首先我们现在的新局势和新局面，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是更为复杂的，可以说是非传统的。
第二，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新的角色，70年前联合国创立的时候，主要是国家机构，但是现在出现了非政府机构，还包括T&C和M&C这样的机构，竞争更激烈了，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角色更多了，多极世界，世界更复杂了，也更具竞争性，挑战更多了。
2015-06-27 11:52:18
詹姆斯·麦甘:
最后一点，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的冲突是非传统的冲突，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既有挑战和机遇，挑战和机遇都迫使我们要跳出传统的思维，要建立新的机构、要分析这些新的角色。以前的结构中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但现在出现了国家和非国家的角色，他们都对国际的政策和问题产生影响，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决策不仅是政府和政府间机构作出的，政府对于信息也不再有垄断权，也不能独自解决全球的问题，这种新局面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间机构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也解释了前面发言人也提到了，为什么二战后的经济和安全的秩序受到了挑战。因为这种秩序能够能够与时俱进，因为现在出现了非国家的角色，非国家角色数量的增加和力量的增加。
可以从一些数据看出，现在这种非国家机构有65000家，那么这种数量是非常巨大的，他们不仅仅是影响了政策，而且甚至是直接为世界上的一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现在的国家已经认识到非国家机构的重要性，也在和非国家机构进行合作，因为比如说要解决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不和公司合作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现实，也是一个新的必要。
2015-06-27 11:57:22
詹姆斯·麦甘:
跨国的问题，是非常紧迫的，也要求我们能够采取一种跨国的、跨领域的合作，我要提一下是日内瓦在12月要召开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出席的将有智库的代表、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非国家机构的代表，来讨论是不是在解决跨国问题上进行合作。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面临这些复杂和紧迫的问题，往往是波及全世界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合作，需要我们所有的知识和资源。谢谢。
2015-06-27 11:58:37
刘遵义:
谢谢詹姆斯·麦甘先生。最后发言的是田中直毅先生，他是日本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理事长。
2015-06-27 11:59:05
田中直毅:
如果我们看太平洋的问题，讨论全球治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两个框架或者是制度，一个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亚投行，在TPP的情况中现在中国还不是TPP谈判的成员，而亚投行，美国和日本也没有参与其中。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似乎就是太平洋地区的治理结构将是分化的，大家是否同意，至少我是不同意的。
我先讲一下TPP的情况，通过TPP的框架，贸易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关税将会降到很低的程度，同时还会有其他的包括经济一体化，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得到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比如在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将会获得许多的好处和机会，他们将可以促进其他的TPP国家的商业上的关系。对于中小型的制造企业来说，这些马来西亚的中小制造企业将会发现通过因特网，找到太平洋地区自己的潜在客户，所以他们能够把供需更好的通过因特网结合起来。
2015-06-27 11:59:22
田中直毅:
在出口方面，他们必须要调整他们的产品数量和质量，根据顾客的要求这么做，他们可以通过因特网了解顾客的需求，这样的话他们的固定成本将会降到很低的程度。同时在这个交易中，第三方的物流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整个TPP的框架，在这一地区的中小企业将会获得许多的好处。这是一种非常水平的关系。
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的知识，我们比较熟悉霸权的历史以及霸权是如何转移的，比如曾经有人说过在太平洋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这种权力霸权的转移将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但是在TPP的框架中，我们不会看到这种情况，这是一种非常水平的关系，中小企业能够获得很大的发展，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所以下面一个阶段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候选国，或者中国希望愿意解决和TPP协定有关的问题，为了要扩大其中的机会，为中小企业扩大机会的话，中国可能就会考虑这个问题。
2015-06-27 12:00:05
田中直毅:
我再讲一下AIIB，就是亚投行。中国追求的是“双赢”的战略，在中国看来，中国有很多的过剩产能，主要是在制造业，同时许多的亚洲的国家，大家希望能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亚投行我们就能够实现这种“双赢”的战略。这种情况就已经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但是在这个领域中许多的私营的银行，他们希望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他们现在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担心呆账会出现增加。从银行活动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考虑到各种贷款的情况，如果在基础设施项目上出现很多问题的话，如果他们没有获得足够资金的话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些贷款就有可能出现呆账。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大型的银行的呆账水平是比较低的。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理解，那种潜在的呆账的水平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的银行他们不愿意增加借贷，为什么呢？许多国家说，现在这个信贷紧缩情况已经出现了，我认为这反映了资本的状况，借贷正在出现恶化，这和呆账的数量是有关系的。
如果这样一些银行活动能够和亚投行相联系的话，银行的借贷可能就会因为亚投行出现呆账的增加。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知识和经验，帮助亚投行来进行发展，所以在下一个阶段，美国或者是日本会加入到亚投行的发展中。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所以亚太地区的分化局面其实是不会出现的。
2015-06-27 12:01:17
刘遵义:
谢谢田中直毅先生的精彩演讲，感谢你们能够遵守7分钟发言时间的规定。现在我们大概还有5分钟的时间来进行交流。今年正好是布雷顿森林会议举办70周年，现在我们应该进行评估，看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如何运转的，他们在过去70年中有哪些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当然现在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全球治理的改革，它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是我们愿意进行讨论的，也许我们现在只能问一个问题。
2015-06-27 12:03:0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构:
这个机构现在运转不是很好。我想问问20国集团会不会建立永久性的秘书处，或者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一个永久的机构，特别在海南和三亚。就是20国集团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永久的秘书处，把它放在中国。
2015-06-27 12:04:11
黄靖:
我认为20国集团并没有一个经常性的机构，我是希望有秘书处，但是应该有一个轮流的机制，而不是只由一个国家来设立，比如今年是中国是轮值主席国，秘书处就在中国。如果第二年是美国是轮值主席国务院，就应该设在美国。这是我的看法。
2015-06-27 12:04:30
史蒂夫·霍华德:
我也是提出希望建立一个永久的秘书处。如果在中国的话，我是表示欢迎的，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轮流，我认为中国应该在建立秘书处上发挥主导的作用，当然不一定是说就一直把它放在中国。
2015-06-27 12:05:00
詹姆斯·麦甘:
我对之前嘉宾的看法是表示支持的，我认为在安理会上，中国也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我想历史上我们也应该重视并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包括安理会应该如何运转，而不是仅看20国集团，而忽视了安理会的重要性。
2015-06-27 12:05:32
托马斯·伯恩斯:
现在20国集团还是一个非正式的机构，让各国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我觉得秘书处可能会使得20国集团官僚化，所以我是不同意建立一个秘书处。
2015-06-27 12:05:50
迟福林:
建立这种秘书处为重点的工作机制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如果能够放到中国，我想对新兴经济体的转型来说会有很大的好处。
2015-06-27 12:06:30
刘遵义:
谢谢，我要感谢所有台上的嘉宾，感谢你们今天上午精彩的发言，这一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15-06-27 12:07:00
李一衡:
欢迎大家来参加午餐之前的最后一节会议，我希望我们都要准时。我这一节和前面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具体议题，就是经济，主要是贸易、金融和经济的合作。也并不一定非要谈新的机构以及新的机构和现有机构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一些新的倡议，比如说TPP和老的标准的自贸区相比。现在马上就邀请我们的第一位发言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首席经济师陈文玲女士。
2015-06-27 12:08:16
陈文玲: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们处于最有希望的时代，我们也处于最有风险的时代。如何寻找人类不同群体重叠的认识和重叠的价值，如何创造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如何实现全球更加有效的治理，这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重大课题。
全世界出现了三大变化：第一就是南北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增量中的比重在下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在上升。根据IMF的研究，在2014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7%，预测到2019年将占到60%，美国GDP的总量，2000年占世界的30.9%，目前占世界的23%。
2015-06-27 12:09:02
陈文玲:
第二个大的变化，我认为世界经济结束了一个长周期，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也就是拉加德在文章中说的，世界这艘巨轮现在行驶在浅水域，这个浅水域怎么理解？主要表现为“四个低”：一是低速增长。IMF预计6月份最新的数字，把世界经济今年的增长速度从3%调到2.8%。二是低利率，美国连续四年的宽松货币政策，现在本来预计今年退出，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完全退出。日本、英国、欧盟，还有其他的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因此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货币。所以低利率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三是低通胀。由于大宗商品的大幅度下降，石油连续11次的暴跌，铁矿石价格腰斩，其他大宗商品价格连续下跌。所以世界经济低通胀这个特点也非常明显。根据预测，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会在1%左右，中国目前不到2%，欧元区CPI和PPI已经连续18个月负增长，中国的PPI已经连续35个月的负增长。四是低就业。就业率低，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也到我们中国，就业率成了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这是第二个世界大的变化。
2015-06-27 12:09:36
陈文玲:
第三个大的变化，就是新旧秩序和新旧规则之间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旧的机构、旧的机制、旧的规则仍在起主导作用，但是新的机构、新的机制、新的规则不断产生，而且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的变量。比如说在金融方面，由于亚投行、金砖银行、上合组织、金融机构出现，对世界原有的金融秩序造成了各个方面的影响，以及今后连锁的影响。比如说在贸易方面，原来的WTO组织，多哈谈判多次受阻，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各方面的自贸协定风起云涌，从TPP、TTIP、RCEP，还有中国签订了12个自由贸易区协定，涉及到20个国家，和正在谈判的20个自由贸易区协定，涉及到21个国家。
美国也把自贸区的战略作为了国家的战略，比如说在制造业方面，原有的制造业格局已经打破，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在重构。在各种的协调经济运行和国际关系的机制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除了联合国组织仍然发挥作用，其他国际组织也在发挥重大作用，但是像G20、金砖组织、上合组织，这样的机制和机构也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且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变量。所以我个人认为世界经济、世界格局发生了上述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就要求全球应该进入一个共同治理，建立共同秩序、建立共同规则的新时代。
2015-06-27 12:10:14
陈文玲:
共同治理需要实现六个的“共”：
第一就是要承认共存。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存在多边的关系，有着多元化的价值，有着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还有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所以要承认共存。
第二就是要追求共享。联合国千年宣言，第一部分关于价值和规则就提出来，某些基本价值对于21世纪国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包括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
第三就是要共治。共治就是要使所有的国家都要认识到提供全球公共品的重要性，全球公共品主要表现在全球公共地，像那些公共的空间、公共的海洋，还有南北极地，包括全球的生态、全球的安全、全球的秩序、全球的规则，这些都是全世界最需要的公共品。
2015-06-27 12:12:01
陈文玲:
第四个“共”就是共进，全世界应该携手共进。表现在四句话：第一是管控、可控。也管是说管控分歧，把要把分歧、把这些争端和矛盾要放在可控的范围内。第二是包容和宽容，要包容性增长，宽容别的国家，而不要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第三是互信互补，要建立互信关系，重建全球的信任关系，替代那些战略互疑、替代那些冷战思维。第四是调试调整，要学会各个国家彼此的调试，而且要不断调整这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应时代要求的这些规制、规则和秩序。
第五个“共”就是实现共赢，从合作中共同受益，从国际共治的新的机制、体制、秩序、方法中使世界更大多数的人民和国家受益。
最后一个“共”，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一就是要共建全球和平发展的环境，现在我们面临那么多的问题、挑战，我们处在充满着风险的时代，有些风险不是一个国家的风险，是一个全球性的风险，所以必须要有共建和平的这种理念和行动。第二是共建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我觉得就是那种人类多元化价值的叠加的部分，就是大家共同的部分。第三就是要共建共同权利，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共同品，第四是要共建公共利益，体现全球利益的这些公共利益需要全世界尽力，不仅仅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可以提出“一带一路”，可以向全世界、向更多的国家提供自己的有限的，我们中国还很穷，但是还应该向更多的国家提供公共品，提供我们站在道义和道德上的这种方案设计，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在共建公共利益、提供公共品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谢谢各位。
2015-06-27 12:23:40
李一衡:
谢谢陈女士的发言，给我们今天这一节的讨论打上一个很好的基础。
下面请皮埃尔·德福安先生，他是马达利压加欧洲学院基金会执行主任。
2015-06-27 12:25:59
皮埃尔·德福安:
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趋势的问题，同时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讲了两年了，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和其他的地方都讲这个主题。所以在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下对大趋势的看法。我主要讲的是一些超级的贸易协定，包括像TPP，还有TTIP，仍然在进行谈判中。它和全球的发展的议程是一致的，它希望促进包容性的发展和加强环境保护，我认为我们实现三个目标：我们希望实现多极化的世界，我们首先要进行国内的改革，但是这些国内的改革在执行中，必须要有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应该是一个国际的或者说是多边的合作所产生的框架。同时，我认为多边的合作是取代力量对抗唯一的办法，现在的体制已经运行了70年了，但是我们需要对他进行现代再平衡，使它能够反应国际在经济和地域政治上的变化。我认为其中最迫切的就是我们需要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得人民币能够成为特别提款权的一部分。同时要在今年12月的巴黎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和美国要达成一致。
2015-06-27 12:26:41
皮埃尔·德福安:
同时我们要解决多哈回合谈判的问题。其实这是“佐利克”在2003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一直以来推动的是TPP和11个亚洲国家来进行这样一个谈判呢？它希望美国的大企业能够从新兴市场国家中受益。第二个原因，TPP是一个手段来制衡中国，就像在“冷战”中一样。第三点，我认为通过贸易协定来推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变革是一个危险的举措，而欧盟也实行同样的战略。两年以前，欧盟和美国启动了跨大西洋投资贸易保护协定的谈判，TTIP。之所以会启动TTIP这个谈判是因为希望找到增长的新动力，欧元区治理不佳，同时他们希望加强欧洲的安全，因为欧洲感到面临着乌克兰危机之后的俄罗斯的威胁。TPP是一个传统的贸易协定，就是美国把自己的标准施加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身上，这是美国的目的。所以我想有两个力量正在起作用，首先是美国和欧盟他们一马当先，他们在技术上非常发达，可以从中受益。而TPP以及TTIP其实是同一战略的两个分支，是针对的中国，使得美国能够保持自己在多边贸易体制中主导的地位。
2015-06-27 12:27:27
皮埃尔·德福安:
我们在欧洲有三个目标，在TTIP的谈判中，同时TTIP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担心会造成不平衡，同时美国和欧洲在谈判中是不平等的。在每一个行业中美国都是实现市场统一的，但是欧盟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包括金融市场，包括在数字市场，以及在不同的市场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一种不对称性。还有很多的行业没有做到整合或者说单一市场，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从欧盟来说不仅面临的是困难的谈判和艰难的谈判，我们希望能够巩固，它可能会使得国际贸易出现碎片化，同时产生很多的问题，同时会导致冲突或者是对抗。所以中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现在对这两个协定的谈判是非常的冷静，只是说自己不愿意，现在不准备加入TPP的谈判，中国现在并不是苏联，中国有着丰富的人力和金融的资源，同时中国也有着长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同时中国的国内市场也在不断地扩大，所以中国是有能力在这个区域上建立起联盟的关系，或者说合作的关系。我是支持贸易自由化，但是必须是在多边的框架下进行，我们不能轻易选择周边的贸易上的安排。我们必须要在三个主要的经济体中进行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2015-06-27 12:29:04
皮埃尔·德福安:
从欧洲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要记住，我们不仅要进行TTIP的谈判，同时我们要把自己看作是欧亚大陆中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这是中国的习主席所提出的。我认为我们的“容克计划”可能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倡议的回应，能够加强彼此的联系，以及更好的加强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之间的协调。谢谢。
2015-06-27 12:29:48
李一衡:
谢谢您的讲话。下面请彼得·特莱斯戴尔，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东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
2015-06-27 12:30:13
彼得·特莱斯戴尔:
谢谢，本来我打算放一些照片的，我首先把我的主要观点讲一下，我的观点非常的简单，刚才陈女士和皮埃尔·德福安先生已经提及了，全球的经济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一个很好的数据，就是全球预测的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是不断地往下调，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的5、6年中你会看到IMF会不断调整它的预测，预测是不断往下调的，这就是涉及我们要谈的许多的问题。包括与经济治理问题，包括与结构有关系的，以及我们在过度集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包括经常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体现在IMF不断往下调的经济预测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因为这些国家虽然做出了一些挑战，他们总体上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所以我们需要关注他们在国内所采取的举措，他们是如何调整我们应对全球经济的框架的。我想中国已经受到大家很大关注的，我待会儿会讲一个被大家忽视掉的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信息想传递给大家，就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包括刚才皮埃尔·德福安先生提到贸易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就是中国只要决定参与的，包括20国集团，APEC、世贸组织以及一些地区的框架，这些都是对全球领导力重要的贡献。
2015-06-27 12:30:29
彼得·特莱斯戴尔:
领导力不是说向别人发号施令，领导力意味着是把自己的措施拿到国际舞台上，并且改变世界经济的现状，中国有这样的能力。刚才几位都提到了，我也想强调一下。如果把中国排除出世界经济中，那么世界经济就少了一半，任何问题没有中国就解决不了。在20国集团还有7国集团的讨论中，两周前7国集团的讨论中也谈到了中国，任何问题的就是都是需要中国的。从全球来讲，中国有哪些平台可以来解决这种经济的问题，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实现可持续的、强有力的、可实现的增长目标呢？这些平台就包括区域的，亚太经合，去年在中国开会开得非常的成功，中国也可以在其中发挥领导力。
明年，中国会担任20国集团的主席国。有些人说，这种领导力也可能是一个坏事，除非你能够把真正好的东西拿到桌子上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全球治理，比如说如何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都是难题，中国对此采取了很睿智的态度，那就是有“耐心”。美国不能总是躲在角落里，必须要参与进来，但是“耐心”是一件好事，有耐心才能最终解决。还有比如国际金融的代表性问题，在资金方面，刚才也提到了亚投行，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中国可以把这些问题拿到桌子上来，这也是和亚投行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治理相关的，可以在这些方面拿出自己创新的解决办法。
2015-06-27 12:35:12
彼得·特莱斯戴尔:
就像刚才皮埃尔·德福安先生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贸易的问题，绝不是TPP可以解决的。我们必须要发展一种真正的多边的体系，一个体系如果不包括中国的话，就不能够妄称为多边的。所以我们需要超越TPP，要着眼于东亚，在东亚的范围内中国可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就像去年在APEC进程中所推进得那样，这才是我们前进之路。
有一个问题还没有任何人提到，但是这个问题却如此之重要，那就是中国已经对自己的资本项目的改革作出了重要的承诺，以及金融的自由化，作出了重要的承诺，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对于世界来讲也是一次重要的变革。如何打破机构之间的封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会变化的，亚投行也是会融入多边的，这些机构的治理虽然在最初人们有很多的怀疑态度，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我们应该祝贺中国政府、祝贺中国的同事，中国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从根本来讲比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些难于解决的问题更具有重要性。它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这样做才能够使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样才能够使中国真正的实现中长期的增长，这对于发展一个创新型的有活力的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
昨天李总理也讲到了，要想使经济发展得好，不可能是不开放的，不包容的。这样就必须有开放的金融市场和开放的资本项目，这样人们才能够来了解中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事情是根本性的。中国改革的成功也取决于此。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使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货币，而且能够参与特别提款权，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这不仅仅对于中国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都是非常重要的。
2015-06-27 12:36:23
彼得·特莱斯戴尔:
最后，谈到下一步该怎么办，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经济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它也有经济上的意味，这些中国都不应该低估，中国的领导人需要推进这些事情，这是一个中期的目标。中国已经明确的讲了它有信心，它在国际体系也是充满了信心。这样中国内部也需要有很强的治理，才能够为全球的治理加强作出贡献。如果中国自己能够在国内进行金融的自由化，并且作出自己的贡献，真正参与到多边化中，那前景就是明朗的。
我再总结一下这个领导力。就是要把自己的改革方案拿到桌上来，这样就能够改变全球体制的方向，也改变了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前景。谢谢。
2015-06-27 12:37:37
李一衡:
谢谢彼得·特莱斯戴尔先生，你刚才呼吁中国在全球的进程中应该发挥一个领导性的作用，并且详细解释了这个领导力意味着什么。
下面有请岩田一政，他是日本经济研究所司长、前日本央行副行长。
2015-06-27 12:38:27
岩田一政:
谢谢主席先生，各位下午好！我非常荣幸参加这次峰会，来谈一谈全球治理的问题，我这是首次来参加这次会议，也要感谢国经中心。我谈两点，关于贸易的体系。然后关于全球治理谈两点。首先谈一谈贸易体系。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正在向多极化来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崛起，带来了这种新的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经济活动的数字化，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神经原科学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会使得机器的能力超越人的能力，这是有些科学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个机器会超越人，有些人认为马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有些人认为很快就可以实现了，因此这些都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些新的趋势，贸易体系现在是从多边体系向自贸区转变，比如说跨太平洋的、跨大西洋区域的等等，还有亚太地区的。现在我们需要更透明的治理结构，灵活的贸易规则，我们需要这样的机制。世界贸易组织也可以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也就是确保这种非歧视的原则。
2015-06-27 12:38:47
岩田一政: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由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公司就需要建立一种全球价值链，从而能够使得价值最大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大型自贸区的建立，这种自贸区包括不仅仅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还包括国内的经济活动监管的合理化和最佳的商务实践。曾经世界银行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贸易壁垒都消除了，这能够给我们的经济带来2.6万亿美元的利益。如果是能够把所有的关税壁垒都能够消除的话，那能够为我们提供4000亿的这种价值，所以自贸区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谈一下跨太平洋伙伴计划。跨太平洋伙伴计划将提供一个高质量的自贸区平台，既包括贸易又包括投资的自由化，同时促使我们延伸全球的贸易链。日本和中国一样，也参加了很多的自贸区，比如说跨太平洋伙伴计划、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日美全面伙伴计划和亚太的自贸区，但是没有参加跨大西洋的TTIP。这种跨太平洋伙伴计划类似的贸易安排，它的好处其实也可以让其他的自贸区受益。因此，TPP应该包括其他的亚洲国家。（图）这张图表显示的是TPP、RCEP和亚太自贸区的前景，我们预计到2025年的时候，亚太自贸区将会使中国上升4.9%，现在预计能够达到APEC的水平。我希望我们对于TPP的谈判在下次亚太经合会议之前得到批准。
2015-06-27 12:47:57
岩田一政:
第二，关于增长方面。因为各国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包括经济停滞的影响，日本曾经经历过20年的经济停滞，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心提出了两个日本的前景。一个是，如果继续经济停滞的话，日本的经济前景会怎么样。第二个前景，如果我们在各机构中建立起来最佳的做法的话，就能够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的经济正经历着重要的调整，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家庭储蓄率是负的1.3，同时我们是不是还是依靠总的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总的劳动生产率？比如进行机构上的改革，或者其他的措施。
日本如何实现增长的前景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的60%的增长需要市场的开放，同时我们的劳动力市场需要更加的灵活。另外，我们需要使创业变得更加容易，企业不仅要有勇气进行创业。美国的创业的热情要比日本高出很多，所以我们要在制度上去除那些创业的障碍。这是我对于全球贸易体制的两个评论。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全球的金融。我认为，全球金融正在进行调整，第一个是新的机构的出现。包括金砖国家机制，比如说中国正在积极的促进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的融资。面对这些新的机制，比如说新的亚投行有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丝路基金有500亿美元，还有一些其他的。如果把其他的机制也算进去的话，总的规模是非常大的。亚洲开发银行总的资本是1630亿，我非常赞赏中国政府在亚投行上发挥的重要领导力，因为它弥补了亚洲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它也对现在一些其他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机构能够起到一个补充。因为他们只提供了大约2000亿美元的资金。
2015-06-27 12:48:51
岩田一政:
所以从这个问题上来说，最近日本5月份的时候，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倡议，我们的首相表示日本将会提出一个倡议，能够加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伙伴关系。这样的话，能够促进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在技术上进行一些分享。在这一方面，我们日本可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促进亚洲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特别重视市场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包括TPP以及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同时我们必须要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基础设施的融资，比如说欧盟有一些相应的机制，包括项目的债券或者是其他的手段。如果有必要的话，它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的资产种类。我们可以从机构的投资者，包括保险公司、养老金、政府基金等等获得资金，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市场的力量。
2015-06-27 12:50:54
岩田一政:
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中国提出的国际金融上的倡议，不仅仅是人民币自由化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曾经提出人民币应该是IMF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中的一种，我欢迎这样的提法。因为我认为全球经济面临着安全资产、可靠资产短缺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看到安全的国际资产的短缺，美元的资产，他们是政府在扮演着一些作用，我想它能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欧洲出现的危机大幅度减少了安全资产的数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利率现在是这么的低。我认为这种新的资产能够提供一个新的安全资产，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倡议是非常重要的。
2015-06-27 12:52:07
岩田一政:
我在这里想讲一点就是关于整个国际化的问题，现在美元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份额也没有变化，我想在国内的需求上来说，是需要人民币进行国际化的，因为中国的国内市场必须要充分的放松管制，因为国际的投资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参与到各种经济活动中。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有必要让中国人民银行执行这一国际政策。同时，要促进国内金融的自由化，必须要用一种协调的方式推动国内和国际上的工作。谢谢，我就说这么多。
2015-06-27 12:52:43
李一衡:
谢谢岩田一政先生的介绍，您提到了一些贸易的相似性，下面发言的人是康斯坦丁·诺斯克夫，他是俄罗斯联邦政府分析中心的主任。
2015-06-27 12:53:10
康斯坦丁·诺斯克夫:
谢谢李先生，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这里发表演讲，非常高兴能够见到这么多重量级的嘉宾。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经济，俄罗斯新的国际机构是如何看待的。中国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想努力的话，你就能够梦想成真，如果你想富的话就必须先修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它的需求现在是史无前例的。发达国家花了100年的时间建立了现在的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而中国证明自己能够在30年就能够做到，所以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基础设施的需求将仍然是会很大的。在历史上，全球3.8%的GDP是用在基础设施上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图表上显示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现在在这一方面最成功的国家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韩国、土耳其。
大家都认为我们到2030年需要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据估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其实比实际支出的要多得多。巴西需要投入3.5%的投入，印度资金的缺口相当于其GDP的2%，所以我们需要很多新的资金。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能源的投资，所以任何国家要想实现经济增长的话，全球40%的能源投资是需要通过电力的。同时有四分之一的投资会流入到东亚地区。
2015-06-27 12:53:28
康斯坦丁·诺斯克夫:
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历史的情况，俄罗斯的全球初次能源的生产量占全球的10%，而且已经获得了回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这种工业上的差距可以通过公共的投资，私营的投资或者是多边的发展银行所提供。同时在2014年，我们预计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今年，我指的是吸引资金流入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使得我们很难预测，就是对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资金流入。所以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他们并没有具体的战略来如何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同时这些国家都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但是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他们所有的成员国基本上能够有平等的发言权。所以它在调动金融资源方面必须要进一步的提高有效性。当然，新银行不见得有资金来解决所有的基础设施的问题，但是这些新的机构或者说协议，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财务的管理，包括对商业环境进行管理等等。
我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国家银行发展的情况。新的多边的银行和国家的机构有什么区别呢？事实上，大多数的基础设施在任何国家，它的投资都是由国家政府或者是开发机构来投资的。外国的银行是替代不了国家的投资，外国的银行只能是起一个补充的作用。主要的目标对于国家的开发银行，比如说俄罗斯的开发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它的主要目标是建设新的大型的基础设施，来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
2015-06-27 12:59:40
康斯坦丁·诺斯克夫:
说一下结论。基础设施的缺乏仍然是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重要的开发国际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应该发挥作用，但与此同时，新的这种机构比如说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都需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需要提供一些个性化的项目，他们需要设定新的目标，不应该是拘泥于一种模式，不应该是拘泥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们应该是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利用自己的资金和国际的资金来实现发展。最后再提一提前面引用的中国的谚语，“要想富，先修路”，我们可以一起修路，共同富裕。谢谢。
2015-06-27 13:03:52
李一衡:
谢谢下面有请耶鲁大学的教授，也是摩根斯坦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有请。
2015-06-27 13:04:49
史蒂芬·罗奇:
有这么一个矛盾，是存在于TPP和亚投行之间，这是我们这一组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这种矛盾其实是强调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经济关系中的深层的问题。我来解释一下，TPP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是没有包括中国的，亚投行是没有包括美国的，我觉得这就表明了一种新的矛盾。这是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出现的一种新矛盾，而且使得全球化可能会出现这种条块分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呢？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上周，我们进行了第七次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我们听说这个会开得非常好。前几节的发言人也谈到了会议对话的成果，事实上真正的一个情况是分歧很大，共识很少。在网络空间、南中国海以及美中所进行的贸易谈判上也没有什么进展，这个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七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美中陷于一种深深的经济上的依存，美国要依赖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中国要依赖于美国的市场，来实现它的出口策略。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不可持续的，它会引发很多的矛盾，一方发生变化的时候，另一方也受到了影响。
2015-06-27 13:07:54
史蒂芬·罗奇:
这种变化现在正在发生，中国改变了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的规则。从出口向消费转变，而更重要的是从贸易赤字转化为存款向消化这种存款在转变。它在用自己的投资来支持一些项目，比如说“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美国人不想变化，还想这样下去。我们希望保持自己的地位，是一个赤字国家，但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最大的借贷方中国，不再继续支持我们这种模式了。这样美国既要走以前的老路，又没有中国继续向它的投资，没有来自中国对它的补贴。所以为了补足这个缺口，我们现在在做TPP，所以亚投行就反映了中国的变化，而TPP反映了美国国内不愿意变化的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非常重要的就是两国都要着眼于最佳的政策，使我们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平衡的经济增长，实现发展，这种再平衡是不对称的，中国在做，而美国却没有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应该使它成为一个对称的行为。中国在试图用消费在驱动增长，从顺差、储蓄转向消费，美国应该从消费驱动型向储蓄驱动型的增长。在美国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现在我在宣讲美国的经济应该把储蓄作为一个驱动力。我们喜欢消费，我们花钱花成习惯了，但是不想存钱。可是如果不开始存钱的话，并且把这种储蓄投资于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投资于我们自己的人民，投资于制造业能力的增长，使我们更具竞争力，那就会遭遇麻烦。美中两国都是大国，需要做得更好一些，使我们能够把力量合起来，无论是AIIB还是TPP都能够更成功，而不是一个矛盾的结果。现在恐怕两国之间还是把它当成一个矛盾来处理的。谢谢。
2015-06-27 13:09:18
李一衡:
谢谢。史蒂芬·罗奇先生讲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他自己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最后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演讲者，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葆拉·苏巴基。
2015-06-27 13:10:56
葆拉·苏巴基:
我会讲六点。再总结一下前面发言人所讲过的，因为作为最后一个发言人有这个优势。
首先看看在增长方面怎么样，已经是提过了。现在增长的趋势从全球来看都已经显著放缓了，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在2008年危机之前增长要快得多，现在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的增长呈现负增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议程，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合作就更为重要。我们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还没有能够实现，这种强劲的增长只是我们的愿望，还不是一个现实。
第二，我们要着眼于就像前面发言人所讲的，更多的投资。这种投资我们已经听了很多，现在投资方面的缺口很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好的投资能够促进增长，所以要更多的投资于基础设施，这就是好的投资，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的投资，鉴于我们的经济是全球化、一体化，因此这种基础设施的投资会带来很好的联动效应。因此在这方面也应该进行国际的合作，事实上中国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跨国境的基础设施投资。
2015-06-27 13:12:31
葆拉·苏巴基:
第三，关于增长，还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包容性的增长，特别是把女性要包括进去。在很多国家的就业市场上女性都很多，在经合发组织，事实上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就业，就意味着更高的增长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正确的政策以及国际合作。我们看到在20国集团刚刚通过了一个新的倡议，就是女性20国集团。它的目的就是在20国集团的成员内把女性包括进来的经济增长。
第四，金融稳定性。金融稳定性是一个公共产品，大家应该共同来维护金融的稳定。虽然说金融稳定可能是对经济不利。因此在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需要有一种平衡，需要有取有舍。
第五，它的连带效果。比如说可能会造成环境的危害，货币政策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放在我们的议程之上。从2008年之后就应该，还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创造全球的一个金融安全网。我知道这回20国集团在中国的领导下也会讨论这个问题。
第六，今天也是我们反复的听到，要继续对全球治理的国际机构进行改革。我们要确保这些机构是更具包容性的，特别是国际的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更包容发展中国家。
谢谢。
2015-06-27 13:13:17
李一衡:
谢谢。现在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可以进行提问。
2015-06-27 13:14:13
陈文玲:
时间很宝贵，说两句话。一是刚才从这边数第二位先生，对他的发言做一个小小的回应。他说TPP是不包括中国的，但是亚投行也不包括美国。说明这两个国家互相之间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博弈。我想说的是，TPP是排他的，是建立了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并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至今还是把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并没有排斥美国，而且从亚投行习主席提出倡议之后，一再说亚投行是开放的平台，我们欢迎各个国家加入。所以在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里面，除了亚洲国家响应和加入之外，还有大家知道的英国、德法意等其他的除亚洲之外的国家，总共57个创始成员国。因此，我觉得大国之间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它的心胸很重要，或者心态很重要。究竟你的做法是不是排他的，你的行动说明了。中国亚投行不排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和结果说明了这一点。谢谢各位。
2015-06-27 13:14:37
史蒂芬·罗奇:
我应该做出一个回应。因为您刚才说的话跟我刚才的话有一些相关性。我并没有谈到意图，我们现在谈的是一种现实，所以我在这里想再重复，亚投行现在并没有包括美国，TPP现在也没有包括中国，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事实，而不是说要掩饰说已经发生的事实。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倡议。我们不能够假设亚投行包括了美国，也不能假设TPP包括了中国。
2015-06-27 13:16:37
李一衡:
大家再次鼓掌感谢我们台上嘉宾的发言。
上午的活动到此结束。
2015-06-27 13: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