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基拉宁主席（左）向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宋中（右）表示祝贺。 新华社供图

1979年是中国奥运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这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美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结束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方针，倡议通过商谈结束两岸对峙状态，呼吁两岸尽早实现“三通”。

“整个形势和对台方针变了，随之而来的是，体育界也在考量非政府组织怎样调整政策。”何振梁说，“过去，我们表示，可以允许台湾运动员参赛，但是要参加我们的选拔赛，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允许它以地区的名义单独参加，但是名称呀、仪式呀都要合适。”

1979年4月6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81次全会上，列席会议的中国奥委会主席宋中代表中国宣读声明，由何振梁用中文回答提问，楼大鹏译成英文。在那次后来被人们称为“舌战群儒”的会议上，面对先后达15人次、持不同态度的委员的提问，特别是一部分对新中国怀有排斥情绪乃至敌对立场的提问，何振梁始终态度平和而原则坚定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奥委会为唯一代表全中国的国家奥委会；考虑到台湾地区当时的状况，以及台湾同胞也希望参加奥运会的愿望，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恢复中国奥委会席位后，可以特许台湾地区体育组织以“中国台湾奥委会”的名称作为地区机构参加，前提是不得冠以一切有关所谓“中华民国”的象征。

尽管那次全会没能最终通过期望的决议，但是，中国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和不卑不亢的态度，赢得了委员们的尊敬，也争取到了更多支持。经过持续的冲刺努力，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承认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允许台湾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参加，“使用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这个后来被称为“奥运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是中国奥运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胜利。同年11月，国内外体育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出席。邓颖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深情地说：“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登上了世界体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