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旱灾发生得非常频繁，而且在发生周期上有逐渐缩短的趋势。由旱灾开始，往往形成一个范围广、时间长、危害大的灾害链。

●旱灾使农业生产难以开展，造成局部地区人口锐减，导致经济恶化和财政危机；旱灾引发的流民潮极易引发社会动乱，轻则转为流寇盗贼，重则发生武装暴动甚至大规模起义，危及王朝存亡。

●在与干旱的长期斗争中，古人也积累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抗旱方法，如灾前预防、赈济救灾、移民就食、保护植被、改良作物、改进农耕技术等。

“散吏驰驱踏旱丘，沙尘泥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涧畔泉源绝细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这是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时任平江主簿的王梦雷在亲眼目睹湖南大旱引起饥荒，农民颗粒无收、生活无着的凄惨景象后写下的一首《勘灾诗》，为我们留下了旱灾发生后社会生活面貌的真实记录。由于气候变化、地理环境变迁和社会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旱灾在我国历史上发生频率较高，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很大。而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也逐渐摸索出一系列应对旱灾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历代旱灾发生时的情况以及人们的应对措施作一番检讨，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提高我们对于旱灾的认识和抗旱减灾能力，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古代旱灾的主要特点与危害

首先，在中国古代，旱灾发生得非常频繁，而且在发生周期上有逐渐缩短的趋势。根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的统计，从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到1936年，我国共发生旱灾1035次，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如果把界定旱灾的标准降低，那么这个数字就显得非常保守了。如袁林在《西北灾荒史》中统计出隋至民国（581—1949年）期间仅陕西就发生旱灾652次，甘宁青地区也有601次，总的数字要比邓云特的统计大得多。从中国古代旱灾发生情况来看，时代越晚，旱灾发生的次数越多。邓云特曾以世纪为单位做过统计：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文献记载的旱灾共有39次；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400年间有78次，3—6世纪共发生了161次，7—10世纪共有185次，11—14世纪有237次，15—18世纪有291次，19世纪则有73次。这其中固然有资料多寡的因素，但仍反映了旱灾发生日益频繁的情况，到明清时期，甚至经常发生连年旱灾。以湖南为例，据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自然灾害年表》统计，连续6年发生旱灾的有2次，连续5年发生旱灾的有3次，连续4年发生旱灾的有3次，连续3年发生旱灾的有8次，连续2年发生旱灾的更是多达15次。

其次，旱灾发生周期的不断缩短，固然与几千年来冷暖交替的气候变迁有关，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随着人口的增长、农耕的发展、定居生活的普遍化，对部分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逐渐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旱等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史念海先生曾对黄土高原生态变化的情况进行考察，认为森林的破坏、生态失衡与农业生产有很大关系。战国以前这种破坏还不太明显，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土高原上的平原地带已经没有了森林，这种破坏在隋唐时期延伸到了山区，而明代中期以后的破坏则是毁灭性的，已经到了难以恢复的地步。另外，历代一些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也是重要原因，滥垦土地、广种薄收既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又破坏了植被，也加剧了水土的流失（《河山集·三集》148—14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近来又有学者指出，为了追求产量，人们逐渐放弃耐旱且稳产的黍稷等作物，改种需水量大的小麦、玉米等作物，农作物种植品种的这种变化也是旱灾增多的一个原因（樊志民、冯风：《关中历史上的旱灾与农业问题研究》，载《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综而言之，山林破坏、耕作不当、黄沙遍地、水流干涸、旱灾日重，形成难以阻遏且日益加速的恶性循环。

再次，由旱灾开始，往往形成一个范围广、时间长、危害大的灾害链。旱灾使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往往引发大面积饥荒。如《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又如，《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诸如此类，史不绝书。而历史经验和现代科学研究也已经证实，蝗灾多与旱灾相伴而生。徐光启云：“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农政全书》卷四四）长时间持续的旱灾往往还会导致大规模瘟疫的流行，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如《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此外，长期干旱也是引发火灾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