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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俊琪在北京五环外的咸宁侯村村口。陈倩儿摄
高俊琪在天安门城楼前。陈倩儿摄
在北京至少以数十万计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许是个幸运儿。过去7年里,他在同一所学校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毕业。
“也挺想在学校多停留一会儿的。”9月1日,我和他坐在北京东四环之外的咸宁侯村里,他低头摆弄着双手,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不久之前,他已经正式“走入社会”,眼下正在一个修车铺里当学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梦想着“考个大学”;一个多月前,他仍计划着“上个职高”;可眼下,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这些了。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的感受,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也……有点儿失望。”他始终低着头,时髦的斜刘海儿挡住了双眼。
“最后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对我说。
我一时语塞。与他聊天,我常常忘记眼前身高1.8米的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普通话让我有点儿恐惧
时间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还是老家村里一年级的小学生,“生活”对这个小男孩而言简单而快乐。每天下课后,他和堂弟一块儿打滚,堆泥巴,偶尔还偷偷去赶集,去看为死人摆的戏台。
他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乐陵市大孙乡。一天,妈妈留下一句“爸妈串门去,五六天就回来”,便离开了家。他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却等了大半年才见到爸妈。“走,带你到北京玩去。”返乡的爸妈把他带上了开往北京的汽车。
北京在哪儿?高俊琪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是电视上重播国庆阅兵仪式时的天安门。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到处都漂亮得“像天安门似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到达的是北京城边上的一个村子。
这村子位于北京正东边五环之外的通州区。尽管差不多也是农村,可比起“净是地,净是河”的老家,高俊琪仍然感觉新的村子“好玩多了”,有卖零食的小商店,还有每天来来往往的生面孔。
经过本地房东的牵线搭桥,爸妈“啥也没弄”就让高俊琪进了一所公办小学当二年级插班生。他走进了一间通亮光鲜、墙壁雪白的教室,头一回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桌椅。在老家,孩子们每天搬着小板凳去上课,课桌是大家一块儿用的长条桌子。
“不是说北京教育好点儿吗?即使不在城里头,靠边的也比我们种地的强啊!”刚刚在通州落了脚的俊琪妈妈颇感欣慰。
但儿子感觉不自在。第一堂英语课,大家一块儿玩游戏:老师念出英语单词,小朋友们要举起对应的单词卡,做错的要被罚站。从未学过英语的高俊琪一头雾水,每一回他都慌张地模仿身边小朋友的举动,凭着小机灵蒙混过关。
挑战更大的“外语”,是日常的普通话。高俊琪只懂得山东话,听着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全讲着一种陌生的语言,他不知怎么心里就“有点儿恐惧”。有一回,一个高年级的本地同学跟他说话,他还一下子被吓着了,觉得对方“语气特别冲”,似乎在命令自己。
他说起话来,别的小朋友也听不太懂。常常是他一开口,大家就笑。他用老家的话问一句“你买嘛”(你买什么),那个狠狠的“嘛”也会让别人误以为他在骂人。
一家人第一次去天安门时,在陌生的城里到处问路,可路人似乎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爸妈最后只能捧着北京地图,凭手势告诉别人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时候跟生人说话特别扭。”高俊琪笑着对我回忆道。在北京生活了这些年,他的乡音已经消失,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偶尔调皮地模仿一句“大爷,您吃过了吗”,还京味十足。
当时,小男孩暗地里下功夫。他总是留心听村子里的本地孩子说话,把别人的发音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下次开口一定也要这么说。”可有些时候,他一张嘴又带上了乡音,心里就特别尴尬。
在学校里,他隐隐感觉凭着自己的口音,或者自己的穿着,别的小朋友轻易就察觉出自己的“不一样”。这所公办学校里几乎没有其他外地孩子,高俊琪总感觉与别人有距离。
“你别扶墙啊,扶墙让你爸妈来刷漆。”一次课间,他站不稳扶了一下墙,一个同学马上这样警告他。这又提醒了他的“不一样”,爸爸当搬运工,妈妈当保洁员,而其他同学的爸妈可以“在大商场里工作”,或者凭着自家房产来收租。
他还细心地留意到,与自己家租住的“睡觉、做饭都在一块儿”的小平房不一样,许多本地孩子都住在两层小楼里,家里“卧室、厨房分得特别清”。
高俊琪一天最快活的时光,是下课后跑回村里,与三五个同样来自外地的孩子疯玩,爬果树,扔石子,拍扑克牌。他们接受了自己与本地孩子的“不一样”,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圈子,“不跟他们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