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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风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
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
胡鞍钢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
——跨越“陷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在跨越“贫困陷阱”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经济层面坚持内需为主，把扩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基石的新竞争优势，并力挺民营经济，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微观动力。
——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进城农民“市民化”。
——跨越“陷阱”，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
胡鞍钢说：“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深化改革不仅需要更大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新思维、新路径。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学会在深水区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结’，以‘民富优先’为导向来改革。老百姓腰包鼓了，消费旺了，生活质量升级了，各种负面情绪和冲突就会明显减少。”
——跨越“陷阱”，必须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认为，我国在转型中积累的不少问题，比如国企减员增效、税费负担、土地征用和拆迁以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都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题中之义。
对于由成长期走向成熟期的中国，在庞大的经济总量上再次实现跨越，的确任务艰巨。
但我们有信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小资料
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记者 龚 雯 杜海涛 崔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