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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人民图片
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面临新挑战,我们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核心提示
GDP接近40万亿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经济快增、国力变强的背后,一个现实正在逼近:转型中凸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使跳出“贫困陷阱”的中国在“十二五”面临一个新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会不会深陷其中?中国能不能越过这道坎?
经济风险——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纵观全球,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经济风险诱因,即经济高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最终中断经济起飞甚至出现倒退。
中国站上中等收入国家台阶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发展的比较优势正在弱化,这很可能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诱因。
经济增长是“双刃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以劳动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资源价格便宜等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面向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也带来代价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严重等问题。
——制造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竞争力。
我国三产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许多行业都集中在加工组装领域,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一些规模很大的加工厂,其实只是“生产车间”,在研发、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造成沿海众多加工制造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工资却涨不上去”。美国《财富》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内地占61席,但制造企业占比低。
——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近两年,“用工荒”频现于东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扩散,农民工中的青壮年比例明显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开始朝着“刘易斯拐点”发生全面性、趋势性变化。随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减少,并影响到中国经贸的国际竞争力。
——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
我国近30多年走了一条典型的高强度投入、外延式发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长,各方面绷得太紧,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达32.5亿吨标准煤,能耗强度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电力、钢铁、有色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结构正遭受美欧的“压”和新兴经济体的“挤”,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大了我国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