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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不仅成为招工企业的难题，而且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自浙江的一份调查显示，“用工荒”折射出当今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现实困境。相关人士则认为，破解“用工荒”的治本之策，在于进一步深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系列制度改革。
愈演愈烈的用工荒
2月20日，“2011年春风行动”浙江省农民工就业服务活动在杭州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启动。
当天，43家招工企业在杭州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的露天大院内现场设摊，为前来寻工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岗位4392个，同时该服务中心内的民营职业介绍所全部免费开放，中心提供万余就业岗位供选择。结果仅有620人次报名应聘，309人次达成初步意向。
如果从工作岗位和实际签下的用工意向来看，可以用收效甚微来形容。据悉，当天，与杭州同步，“2011年春风行动”设在全省各市县的分会场也举办了农民工就业服务专场招聘会。而为缓解企业难题，“春风行动”将持续到4月底。预计浙江10万多家企业可为农民工提供的岗位超过200万个。
此前，正月初七至正月十三（2月9日至15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带着省内57家规模企业奔赴4省，欲招工1.6万人，结果只与650人达成初步用工意向，仅为招聘岗位数的4.06%，相当于25个岗位仅有1人应聘。
据介绍，为抢占招工先机，浙江省职业介绍服务指导中心自今年1月开始就与广西、甘肃、江西、湖南等地劳动部门联系接洽。年初七，即上班首日，浙江人保厅就带着57家规模企业，分4支队伍分赴4省10个招工点，有些甚至将招聘会开到了村里。
此次浙江官方组织的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招工行动，无论招工企业、岗位数都是历史之最，也是启动最早的一次招工行动，比去年3月的首次招工提前了约1个月。
为招聘到尽量多的工人，企业开出了优厚的条件，许多企业给出的条件是普工2000元/月，技工2500元/月，每月150元午餐补贴，每天工作8小时。
据悉，此次组团招聘的企业几乎都承诺：如果你来工作，干3个月以上，你从老家来企业的车费全部报销。有的企业，如横店集团英洛华电器有限公司还推出了联谊亲情“1+1”活动，每月给员工家长发100元奖金（公司、员工各出50元）；丽水1家羽绒企业委托1名曾在浙江打工8年的当地人代为招聘。
但结果，显然未尽如人意。
作为浙江纺织、服装、箱包生产的重要基地，浙江省海宁市的这些企业大多属劳动密集型，每年需要100万名来自外地的农民工。在该市就业管理服务部门最近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上，120多家单位提供了2479个就业岗位，但前来报名求职的只有197人，其中海宁本地有87人，外来务工人员仅110人。在向偏远贫穷的内地劳动力输出大省招工时，还遭到了官方的拒绝。
“之前，因为薪酬和用工环境等优势，一般只需邀请劳务输出地的劳动部门考察，后者便会积极组织人员来务工。”海宁市就业管理服务处负责人说，但今年除了增加专场招聘会，劳动部门还向陕西、四川、安徽等劳动力富余地区发单要人，结果都不理想。
王枫林是做皮草加工生意的，经营着几家工厂，现在急缺缝纫工、纺织针织印染工。王枫林说，本来元宵节后就准备开工，但因为一时难以招到合适的工人，生产线无法按期开工。
据介绍，该公司所需工人数超过1000人，“包吃、包住，底薪1800元，有奖金和加班补助。”王枫林说。就是这样，还是很难招到人。
春节假期还未结束，浙江义乌人力资源市场就已是一片繁忙，举牌在这里招工的企业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应聘者。“浪莎”袜业是义乌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今年仅一线操作工与机修工就需3000人。
为了“招兵买马”，大年初三，“浪莎”的招聘人员就在义乌人力资源市场大门外“摆摊”招聘。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浪莎” 打出 “保底工资两千元”的横幅，“4天的招聘，只招到二三百人”，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说。
在远去他乡与就近打工之间徘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用工荒”的一个新现象，是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开始以“方便子女就学”、“就近照顾老人”等理由，劝农民工留在本省就业。
而令许多农民工在远去他乡与就近打工之间徘徊的，还有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差距以及长期以来农民工普遍遭受的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权益难保障等不公平境遇，有着许多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现实鸿沟。
记者最近拿到一份由团浙江省委主持的《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与对策建议》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2261位青年中，有46.67%未办理养老保险的、39.23%的人没有医疗保险、40.29%的人没有工伤保险、58.32%的人没有失业保险、64.04%的人没有生育保险。在待业期间，71.44%的人没有得到过失业救助。
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是1980年后出生、户籍在农村、离开原籍在外打工、年龄在16~30周岁的青年，他们已是目前企业用工的主力。调查涉及浙江省11个地市，通过问卷、座谈，从生活状态、收入就业、职业提升、文化娱乐、人际交往、婚姻家庭、子女培养、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调查反映青年在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
除了社会保障，在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对象的调查中，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对象基本为同乡、同事和同学的“三同”。也因此，当他们有困难时，35.74%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同乡同事，仅有12.81%想到的是找政府组织机构。
调查者认为，这表明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交往范围不广、程度不深。而事实上，也仅有23.86%的人对自己的人际交往表示“满意”。
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特点使得他们在城市工作的同时，也进入婚恋和养育子女期，但从调查结果看，在1202个独自离家外出打工的青年中，仅有161人与当地居民结婚。
子女教育也是当前打工者最为看重的一个方面，调查者告诉记者，目前农民工子女上学被差别化对待，这成为阻碍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显示，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子女在打工地的仅占3.64%。
显然，令他们困扰的还有收入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的占62.53%，2001~3000元的占16.69%，3001元及以上的仅占7.74%。
“缓解招工难，首要在于让在外打工的人安心工作，但这样的收入，在目前城市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背景下，显然有些免为其难。”
调查人员认为，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成长环境、时代背景与其父辈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生价值观有其自身特点。如果不能真正融入城镇生活，“落地生根”，“用工荒”现象将难以消除。
农民工渴望“落地生根”
招工难，原因众说纷纭。浙江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在招聘中，他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求职者：要不要加班？福利怎么样？有住宿吗？有没有工作餐？企业环境怎么样？是否有活动的地方？
狄永华说，这一系列的发问，这种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表明“民二代”和“民一代”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意过“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不愿意抛却年迈的父母、稚嫩的儿女背井离乡，这迫使企业需要提高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源成本。
团浙江省委的调查也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较，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历，家庭的压力小，他们凭兴趣选工作，对工作比较挑剔，希望得到工作轻松、收入多、社会地位高、有趣的岗位。也因此，年轻一代跳槽的频率颇高，一个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内流动的占到35.75%。
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第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
浙江省职业介绍服务指导中心也就此提醒浙江企业，更关注企业软实力的培养，在环境的改善和管理的人性化上给予更多重视，“员工要求被尊重，要求有娱乐权，希望企业有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关注打工者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等，这些以前可能不怎么被重视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企业是否能招到人，留住人的关键。”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专家认为，破解“用工荒”，除了企业，更需要政府的努力，要在农民工融入城市方面下功夫，如打破户籍门槛、优先安排农民工子女入学，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要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确实得到改善，留得下、留得稳，让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在城市落地生根。“这是解决经济发展与普通劳动力供求紧张的最根本途径，也是一种科学发展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