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明认为,这些年轻人迈入社会踏出第一步之后,就迎面遇上了一堵墙,“而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排斥他们的,我们所有的声音都是告诉他们,你们是打工的,你们不属于这里,所有信息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就加剧了他们的这种困境。这种矛盾没办法解决、克服的时候,那么脆弱一点的人,就会选择自杀的形式,来克服这种困难。”刘开明说。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复杂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原因归咎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很多在16岁~19岁,他们心智还没有成熟,就过早地踏入这个社会,承担起为我们国家、为企业、为富士康这种大企业创造财富的重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
结语
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很容易会被归结到员工个人的身上,毕竟和几十万员工的总数相比,十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当这十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有一份应尽的义务。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任何经济发展都换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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