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明 画

日前，江苏、北京、重庆、东莞等地纷纷宣布，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从2月1日起，江苏省率先开始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近13%，其中一类地区月工资从850元涨至960元。

一年前，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宣布冻结各地最低工资。随着经济的复苏，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由经济衰退时的过剩到供不应求，增加最低工资对于目前1.4亿的农民工阶层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它必然带动各行业工资的增长。这说明，劳动力的价值正在受到认可，尤其是企业主力军的技术工人，他们的待遇也会因此而提高。

工资水涨船高

2010年开局，农民工赵吉祥感觉挺好。年底的双薪已发到手，各种收入加起来，他一个月的工资有2000元。领班告诉他，公司今年还要从每个部门选出一名优秀员工给涨工资，这好事落在了他的头上，但必须参加一场考试，虽然是走过场，也让他害怕。没文化是他的短处，连小学都没上完，领导交代写个书面的东西可要了他的命，而且考的又与自己的电工专业完全无关的服务业的内容。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春节期间，赵吉祥都很忙，他在北京北部一家大型温泉企业当电工，这段时间正是各家企业和政府机构总结表彰员工的时期，也是他们公司业务繁忙、生意兴旺的时期。因为人手不够，连他们技术部门的员工也被派到了一线当服务员去端盘子，他常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空腹回家。

城市改变了农民工后代的观念

除了事业顺利让他高兴外，17岁的儿子从老家来与父母团聚也让他感到特别幸福。工作再忙，只要能挤一点空闲，他还是一路小跑回到离公司仅十分钟路程的家里给儿子做一顿饭，看着这个一眨眼就变成大小伙子的儿子，他心理特别骄傲。

平时夫妻俩省吃俭用，到儿子来了一切都破了戒，才从银行取来200元钱，转眼就花没了。儿子从超市买回2.5元一斤的香蕉和过去只有夏季才看得到的西瓜，妈妈心痛地对儿子说：“我和你爸爸在北京十多年也没吃过这么贵的香蕉呀！也有一元一堆的便宜香蕉嘛！”儿子回嘴说：“便宜的水果会吃坏肚子！”妈妈向别人描述着儿子的做法、复述着儿子的话时，脸上带着夸张的、骄傲的微笑。

他们只有这一个孩子，虽然从小生活在农村，干着农活长大，但独生子女一代的消费观已与父辈完全不同，妈妈唠叨说：“儿子在老家买鞋子也要去专卖店，一百多元一双。”妈妈脚上穿的棉鞋是在路边摊上看了好多天，终于下决心砍到20元才买回来的。

赵吉祥的儿子就要上高中了，他对于将来的打算是考学、彻底离开农村。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农民工1.4亿人，上世纪80、90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约占60%。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虽然与父母亲干着同样的工作，但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举止等却大相径庭，与父辈相比，他们已经没叶落归根的想法，很多人不会种田，也不打算再回农村，对城市的依恋非常强烈。

农民工的安居也是社会问题

按政策，赵吉祥夫妻40岁，可以生二胎，到了这个年龄看着小孩子更喜欢了，但近20年的漂流生活，深刻地体会到城市生存不易。每月200元的房租是一大笔开销，更不用说养孩子需要投入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城里没有农村的大房、大院，只有窄屋小窗，再也不能依赖耕地生存，身份也从农民变成了技术工人，老家大家庭挤在一个大炕的热闹日子被二三口人的小家庭的清静取代了，他们也习惯了这种小日子的平静，老父亲来看儿子，也羡慕地说：“这日子挺好，你们别回去了，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不必靠天过日子，收成不好太揪心了。”

春节过后，赵吉祥要陪儿子一道回老家，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把这一年积攒下的钱拿回去还债，从亲戚处借来盖房的钱终于可以全部还上了。说起来，他们老家的房子已经盖好三年，夫妻俩在北京打工，要供养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和老父亲，工资随到随光，借的债只能慢慢还。所以，每次老家亲戚来电话他们都很紧张，担心是来催款的，现在，心理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今后再也不欠任何人的债了。

与他同一个院住着的还有他的兄弟，现在正被房东催着搬迁呢。因为北京近年拆迁费猛增，所以，房东把院里的小偏房都拆了，正着手盖一幢三层的楼房，这样，一旦拆迁就可以获得高额搬迁费，邻村一位村民家去年就拿到300多万元的赔款。

兄弟一直拖着不想搬，现在出去找房发现周围已找不到月租金200元的房子了，都涨到500元，正愁着呢。他们夫妻收入3000多元，对500元的房租感觉承受不起。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农民工，老板开出的工资里是没有房租钱的。

因为工资低，没有什么福利，兄弟媳妇工作的厨房工人偷拿菜的事情就很平常了。据说，一位大厨曾从厨房偷了一桶油装在摩托车后备厢里，被保安抓到，一个月工资被扣，还罚了5000元，工作也掉了。老实的工人私下议论，如果老板给员工提供好一些的福利待遇，那些整日计算着把厨房里冷冰冰、湿乎乎的肉或菜贴身带走的员工会减少许多，日积月累的，企业的损耗也会不少吧！做老板的真该想想如何使提高员工的忠诚度与自己的利益保持同步增长，而不是一味苛刻员工，不该等企业不景气了，或工人都走了才想到要反省。

专家认为，农民工阶层是以农民的社会身份承担着产业工人职能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我国流动性劳动阶级的主体阶层。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改善农民工的待遇，尤其是对他们的社会保障给予积极的关注，是保证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工作。(陶映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