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移民，去留之间

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翌年8月，国务院颁布《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确定了移民安置、安置区及淹没区管理、移民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扶持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国当代由政府主导的、最大规模的移民工程随之启动。

据统计，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重庆市的20个区县、270多个乡镇、1500多家企业，以及34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截止2008年底，政府组织和自主外迁的移民共计19.7万人。

“三峡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涉及范围广，移民数量大，持续时间长，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务院三峡办移民安置规划司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做了这样的表述。这次大规模移民，对于减载人口、缓解环境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像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大规模移民一样，搬迁的车轮滚动，只意味着第一步的迈出。外迁移民需要一个漫长的适应与被吸纳的过程。其中有一些人，因无法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选择回到接近故土的地方，被称为移民的“返流”现象。“返流”的增多，伴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三峡“返流”人口有多少，目前尚无统计。以《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可知，“返流”绝非个别现象。正如三峡移民问题专家雷亨顺所言，对这一问题，必须正视并研究解决之道。

移民“返流”提出的是复杂的课题，既说明政策上有尚须跟进和完善之处，也表明外迁移民与迁出地之间需要更积极的融合。

三峡工程，显露出的是中国人利用自然的魄力和智慧，以此魄力和智慧，应该可以很好地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

文章导读：

惠州样本

留守者的后移民生活

2002年8月31日，一辆专列搭载899名巫山人，抵达了广东惠州。他们作为巫山县最后一批三峡移民，被安排到13个移民安置点，开始了完全陌生的生活。

经过7年磨合，绝大部分三峡移民留守下来，但因安置地域不同，留守者的境遇也差异极大。少数人在当地飞速发展的“开发经济”中受惠，土地上建起厂房，移民村盖起高楼，厂租房租每月源源不断；而另一部分人，则田地抛荒，为生计发愁。

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大家抹之不去的三峡移民身份

清早5点半，天刚蒙蒙亮，65岁的王德渊就下地了。他在街边的荒地里辟有一小块地，种点家用的瓜果蔬菜。王德渊种地并不是为了省钱，这个已经盖起6层楼房的移民村小组长，坚持这样“活动筋骨”1个小时。

差不多同一时间，20公里外的良井镇移民村，移民王诗端已钻进嘈杂的良井农贸市场。王诗端是去捡菜叶的，62岁的他要先给菜摊老板帮忙1个小时，末了，象征性地支付1块钱，拎走10余斤菜叶子，回家喂鸡喂鹅，贴补家用。

年纪相仿的他们，都是重庆市巫山县外迁三峡移民，2002年8月31日，他们和897名老乡作为巫山县最后一批三峡移民，搭乘专列抵达广东惠州，被安排到13个移民安置点。

同在惠州，他们的生活境遇，却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