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移民之巨史无前例。潘家铮承认，“对移民问题当年看得过于简单了些。”

新安江的教训让李锐一直对三峡移民怀有戒心。

“祸是我出的。”李锐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1950年代，他任水电总局局长，为缓解华东用电困难，下决心争取把新安江电站由两期开发改为一期开发，移民30万，“敲锣打鼓送走”。

1979年，“文革”中曾在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8年的李锐恢复工作，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新安江移民，“几万人回来了，没法生活。”

不得已，李锐再争取资金让他们重新移出去。

三峡工程移民一百多万，四倍于新安江电站，这是李锐等“反对派”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地后靠，种桔子，怎么可以说得那么轻巧？”李锐对本刊记者说。

潘家铮也承认，“对移民问题当年看得过于简单了些。”

后来的移民政策一再调整，便“顺理成章”。

10斤种子换来14斤收成

非自愿性移民，一直是世界工程建设中的一大难题。

三峡工程构想之始，决策者优先考虑的是财力能否承担、技术是否可行，但浩大的移民始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1980年代三峡工程正式上马论证时，库区移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成为“主建派”和“反对派”论战的焦点。

70岁的重庆市原副市长、国务院三峡建委原副主任甘宇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有关部门当时做过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中期，全国修建大小水库8.6万多座，移民逾千万人，由于对水库移民复杂性认识不足，造成许多遗留问题，上千万移民中，安置较好、生活稳定的仅占1/3，有的越搬越穷，温饱都得不到解决，长期成为一些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三峡移民之巨史无前例，能否跳出以往越搬越穷的“怪圈”？无经验可循。

1985年8月，国家计委与国家科委组织的三峡工程淹没与移民专题论证组提出《三峡水库淹没与移民专题论证报告》，专家组对150～180米多个蓄水位方案淹没搬迁情况进行调查测算后，表示“鉴于淹没与移民问题非常复杂，今后仍需组织力量，对不同方案的移民办法进行调查研究”。

为探索解决这一“世界级难题”的途径，1985年国务院决定在三峡库区进行“开发性移民”试点工作，改变过去一次性赔偿的办法。

所谓开发性移民，即利用移民计划的投资，作为发展当地经济的资金，以“合理地开发利用”当地资源，拓展移民环境容量，以图就地消化移民问题。1992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作说明时，此举被当作一条成功经验。

1986年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后，水电部部长、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主持移民专题论证。

钱正英1999年在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回忆道，在论证过程中有过争论，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孙鸿烈和几位专家，专门找她提出，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不够。

1988年，论证领导小组第七次(扩大)会议对移民专题作出结论：“三峡工程移民安置任务艰巨，但有解决的途径和办法，只要提前进行开发，并实行科学管理，经过努力可以把移民安置好。”

“论证是按照大多数的意见做了结论。”钱正英说，“但我个人思想上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了第二手。”

她设想的“第二手”是，“三峡水库淹没的农田面积是35万亩，以中国之大，在某一个地方，划出35万亩农田，或者围垦出35万亩土地，再加上就地后靠等措施，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三峡工程开工后，不出几年，库区人多地少、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基础性矛盾凸显。据重庆市移民局调查，重庆库区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不足0.3亩的有2.8万人。

在库区沿江两岸，本刊记者时常看到形状不一、面积甚小的耕园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坡地上，后靠用地的质量远逊于淹没前的河滩地。

重庆库区的“首搬首淹乡”——巫山县培石乡，1500多名移民就地后靠，人均耕园地0.3亩。当地人士对本刊记者说，移民分到的山坡地坡度最大在四五十度以上，“一锄挖下去满是碎石。”

村民谭少权在安置地上种小麦，撒下10斤种子，来年收成只有14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