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

中国渔政船开赴南海看似寻常，回味无穷

新京报：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应该持什么态度，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倪乐雄：我们是有着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家，过去对海洋不够重视也是情理中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存依赖土地耕作，社会经济结构不依赖海外贸易。

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内向型经济结构”快速向“外向型经济结构”转换，这种现状和前景下，南海诸岛区域陡然具有了海洋资源的依赖、海上生命线的保护、国防纵深的需要三重巨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国家利益不能被损害，应该在必要时发出明确信号。

新京报：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倪乐雄：菲律宾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后，中国外交部18日发表声明指出，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任何其他国家提出主权要求都属非法、无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紧急召见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对菲方提出“严正抗议”。

但实际上，因为存在严重争端，我们在解决领土纠纷时倾向于自愿友好协商的原则，所以南海许多地方没有划分领海基线，更没有以国内立法的方式来制约他国。但现在某些国家却用这种方式来侵犯我们的领土领海，必要时我们也需要采取“对等升级”的行为原则。

目前对我国来说，防止海洋资源继续被窃取，不是军事力量的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是决心和勇气的问题。

新京报：抗议之外还有哪些解决办法？

倪乐雄：目前国际上海洋争端的解决有自愿调解和强制解决两类方式。自愿调解分为双方自愿协商解决，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4条规定双方自愿调解；强制性解决方式，一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组成的仲裁法庭进行仲裁，二是将争端提交国际海洋法庭，三是提交给国际法院进行仲裁，这三种方式虽有强制性成分但都属于和平解决方式。另外，还有有效占领和使用经济、政治、军事威慑压制，取得控制等方式。

现在这些国家采取的往往是“抢先占领”的伎俩，先占了再说。造成这种复杂情况的原因是：我们综合国力和国防军事威慑力尚未强大到邻国不敢“抢先占领”的程度，而一些国家错误的理解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越发肆无忌惮起来。

所以，我认为，外交抗议是必需的反应程序，当然，面对他人变本加厉的行为，仅仅抗议是不够的，如果《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为他国所遵守，最起码我们应采取对等升级的行动原则。比如我们能否考虑派出高官前去该岛视察以示主权？

新京报：这次中国最大的渔政船“311”号开赴南海执行渔政管理任务，是不是表明了我们的态度？

倪乐雄：这是在行使我们的主权管理，这一举动看似寻常，但回味无穷。如果渔政船遭遇挑战，我们或许会有很多跟进的措施。这一举动看似低调，但低调恰恰说明不同寻常。

- 名词

九段线：我国在南海海域国界线的一种叫法。1947年，当时的《南海诸岛位置图》中，以未定国界线标绘了一条由11段断续线组成的线。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位置上也标绘了这样一条线，将11段断续线改为9段断续线。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在金边签署。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

领海与专属经济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为十二海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我国的专属经济区，为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区域，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延至二百海里。

- 观点

没有强大的武装后盾，中国要通过软实力影响和说服南海周边国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命题。建设一个足以保障中国南海利益的硬力量队伍，将是通向南海问题最终解决的必要道路。

———《国际先驱导报》商汉

派出渔政船是一种温和而理性的维权方式，这是个良好开端，最直接的影响是对维护南海渔民的权益有积极意义。

———《第一财经日报》李金明

海权

中国有必要拥有航母

新京报：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安呈交提案《关注保护我国南疆海域国土主权及在传统渔区作业渔民安全的建议》，呼吁“保护我国海洋权益、维护蓝色国土安全已经刻不容缓”。怎么看今天的海权问题？

倪乐雄：我一向认为，中国从陆权到海权是历史必然。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二十一世纪看海权》，从历史上海权国家的共性中发现，海权的产生需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海外贸易经济构成国家的主要经济结构；二是国家经济生存依赖于海洋通道，即“海上生命线”；三是海外投资、贸易区域必须具有使本国经济活动得以开展的秩序；四是暴力维持秩序的社会法则使军事成为维护上述前两项条件的手段，也就是说，人类还没有超越依赖于暴力的时代。

新京报：中国目前的情况呢？

倪乐雄：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完成从传统的陆权主义向海权主义的转型、中国未来的海权战略如何适应自身的发展、并应对未来可能的挑战。

中国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农耕“内向型经济形态”向“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形态”的演变，由此带动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军事、外交、法律、教育、道德、风俗等全面转型。尽管因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百年转型过程中出现过曲折和断裂，然而基本趋势未变，尤其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转型呈现加速趋势。

现在，我国对国际能源的资源型商品的依赖程度增加，大量商品出口国外，已进入“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状态。中国正由传统内陆农耕国家演变成现代海洋国家，这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若要保持国内的繁荣，首先必须在海外保持其力量。正在崛起的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十分迫切。

新京报：现在不是强调改变过分依赖“外向型”经济的格局，扩大内需吗？这对你提出的海权思路有影响吗？

倪乐雄：这场金融危机，让我们意识到单纯依赖外向型经济很危险，要扩大内需，但完全靠自己发展，回到过去的老路子上，是不可能的。全世界经济已经连在一起了，你总是要跟外面进行各种经济资源的交换，如能源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度的问题，没办法封闭。

新京报：也有学者提出能源可以走陆上输油管道来解决？

倪乐雄：走陆上管道，还是有个安全保护问题。沿着输油管道上空的制空权仍然需要控制，无非是把海上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搬到陆地上来。而且，在海上运输的话，航空母舰可以一路保护海洋运输线上空的制空权，但如果是陆地的话，对输油管道空中的掩护是有限的，机场需要建到别国的土地上，这行吗？问题很大。

所以我认为还是在海上更自由、更容易掌控，因而也更安全，所以我们不能放弃必要的海权。而且，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发展原则并不矛盾，如同我们发展核武并非为了争夺核霸权一样。

新京报：在中国要不要建造自己的航空母舰问题上，你持什么观点？

倪乐雄：中国有必要拥有自己的航母。中国如果拥有航母，至少某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蚕食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

从中国已经转型成现代海洋国家来看，领海和沿海资源的保护、海上生命线的保障、海外利益的维护，对潜在国际敌对势力的威慑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需要形成了我们对以航母为核心的远洋海军的呼唤。总之，航母和远洋海军对我们来说不是扩张的需要，而是保卫我们国家和民族生存的需要。

本报记者 赵继成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