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多个“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等地举行。而环顾我们身边，彩电、冰箱、小轿车、饭店……这些曾经的“稀罕物”，也与海外侨胞有着密切的关系。

给家乡带来“稀罕物”

记得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朋友之间聚会，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坐几路车来的？”另一方则答：“11路。”两人会心一笑。坐11路车，其实就是走路来的。

打开国门之初，国内物质特别贫乏。城市公共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自行车也不是每个普通家庭都能拥有的。那时候，自行车、小汽车绝对是“稀罕物”。

改革开放，是广大华侨华人带头响应、勇于争先。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来了，为了解决交通上带来的不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捐赠汽车。

在河南，从港胞唐宪国向家乡荥阳县侨联捐赠3部面包车开始，仅1984年到1986年间，省会郑州就有22位华侨捐赠了汽车共56部。

除了汽车，很多华侨华人还捐赠尼龙布、化肥、化纤布、医疗设备、摩托车、冷藏柜、农业机械等物品。

这些物品有的是直接从海外带回来的。迢迢千里，旅途多奔波，他们不仅带回来了家乡人需要的家什物件，还带回来了那最淳朴的情谊。印尼的一位侨胞在阔别祖国30多年后，从印尼经香港回到羊城，不远万里，带来了糖果、衣物、自行车等。

记者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两种特殊的“票据”，一种是外汇券，一种是侨汇券。长安街上的友谊商店是卖外汇商品的，使用的是外汇券；西便门的侨汇商店是卖侨汇商品的，使用侨汇券能从那里买到免税商品。那时，若是能从这两个地方买到进口的东西，小到香烟、打火机，大到冰箱、彩电，那还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呢。

改革开放，直接给人们生活带来影响的，是像电视机、洗衣机、缝纫机、收录机这些“稀罕物”，在国内生产尚在起步阶段时，它们就随着海外同胞的归来而较早地进入了一些家庭。

海外侨胞带来的这些新物资，直接改善了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1美元”的饭店

国门打开，各种稀罕物质来了，海外的人也来往频繁了。

1978年夏，国家旅游总局向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求援，说北京饭店已经满员，有一批外宾没有地方招待。那时北京能够用来招待外宾的饭店没有几家。

廖承志把自己的远亲、海外侨胞陈宣远引荐了过来。经协商，双方各投资1000万美元，确定此合资饭店经营10年后，陈宣远所占有的49%的股份以1美元转给中方所有。

1982年3月29日，第一家侨资参与合作的北京建国饭店顺利竣工。此后，各种侨资外资饭店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迅速在中国各地开花结果，到访中国的客人们再不用为食宿发愁了。

这是改革开放后，侨胞回国投资的先锋。因为这一步的成功，各个行业也开始借侨资之力，迅速发展起来。

30年来，华侨华人投资领域从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从原先的侨乡扩展到沿海，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和内陆，从东部到中西部，从而带动了中国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制造”也走向世界，侨商及侨属企业功不可没。

现如今，回国投资早已成为海外同胞们的创业潮流。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李桂雄引用华人青年商会的统计数据说：“青年华商超过80%都已回到祖(籍)国投资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创办的企业约占我国外资企业总数的70%，投入的资金约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0%。

海外侨胞，为祖国建设带来了必需的资金。

“三来一补”的来龙去脉

在广东东莞，原来有个特有名词叫“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对外贸易方式。

据东莞市副市长江凌介绍，这个想法就是华侨华人建议的。“当时我们缺乏资金、技术、市场和产业基础，华侨华人就建议我们利用比较廉价而丰富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在对外开放上先行一步，积极吸引承接海外的产业和资本。”

江凌说，在他们的启发和帮助下，1978年，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在东莞虎门镇落户。以此为突破口，东莞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把东莞逐渐打造成国际性制造业基地。

在之后的发展中，东莞市与众多华侨华人深入交流，还吸取他们对培育城市文化、优化城市环境等方面的理念。

这样的例子又岂止东莞一个，在浙江、在上海、在福建，在全国每一个有“侨”的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

广东省外事侨务委员会主任吕伟雄，曾在广东中山任副市长7年。回忆起当年的时光，他感慨地说，华侨华人带来的先进观念对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起了巨大作用，大至市区的规划，小至公厕的改造、垃圾箱的设置，中山取得的成就几乎都离不开华侨华人在观念上的推动。

共饮长江水，同唱黄河谣。共同的血脉，使众多海外同胞参与到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来，成为改革开放事业中有力的推手。

捐款赠物成为习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果你到广东侨乡，每每看到最漂亮的建筑，那一定是学校，是侨捐学校。

老侨胞们都有这样的信念：“苦自己，也不能苦孩子。”“要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所以，华侨的捐助，教育是最突出的。

20多年来，广大侨胞在各地广泛捐建“侨心、侨爱学校”。仅在广东一地，就有近1.8万所中小学校系侨胞捐建，汕头大学、五邑大学、嘉应大学三所高等学府也是依靠侨胞的力量建立的。

最初的捐物，完全是馈赠式的。馈赠对象也集中在自己的旧友与亲朋身上。慢慢地，随着海外同胞的陆续归来，为桑梓捐款捐物就成为众多华侨华人多年的习惯。

1981年，祖籍河南荥阳的巴西华侨宋明义回来时，就向村大队捐款4万元，为村里建了一幢小学教学楼，同时还给县计委购买了一台计算机。不久，又斥资2万美元在村里建了一幢中学教学楼。后来，他还拿出6000元给村子打了一口井，解决了乡亲们的吃水问题；拿5000美元存入银行，把利息设为奖学金，以此奖励那些好学上进的孩子。再后来，他为了家乡兴办旅游事业，又捐款2万元修建基本的旅游设施；为了帮家乡人脱贫致富，他干脆出资20万元和村里人一起办起了养鸡场。

华侨的捐助，除教育外，还有修桥、铺路、建医院、办福利等众多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向中国内地公益事业捐赠总额已达700亿元人民币。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捐赠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侨胞有600多人。

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侨胞、港澳同胞在资金困难时，仍然慷慨捐助。香港同胞田家炳先生生活十分节俭，晚年不惜卖掉别墅，自己租房住，把省下来的钱大部分捐给了祖国的公益事业，共计10多亿元人民币。他捐办的教育、医疗、交通等社会公益设施，遍布全国。

捐赠，表现出海外侨胞作为一支特殊的队伍，是国家、民族、社会责任的勇敢担当者。

今年7月，记者随国务院侨办组织的“海外侨商企业四川行”考察团考察四川灾区，对侨商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有更切身的体会。

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原来准备在四川农村做100多万头生猪的产业链，在考察灾区以后看到人民生计成为问题，立即追加投资到200万头。世茂集团的许荣茂，以一个多亿的投入来捐建100所乡村医院，为灾区人民解决就医难题。印尼金光集团的黄志源在考察期间很诚恳地希望当地政府给他一个镇，整个镇的重建由他来出资，涉及资金几个亿。

这种行为，这种担当，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怎能不叫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