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的日子提心吊胆
当地政府对记者采取了严查的措施。万一泄露记者身份，会被“请”出娄烦。
“我在班车距离当地的检查站还有数百米的时候就下车，步行进入了娄烦，进入娄烦后，我住在工地上。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我都是乔装采访。到事故现场的路上，也有三道关卡进行盘查，我只能绕远路，绕过关卡到现场进行采访。”孙春龙说，“娄烦戒备森严，很警惕地盯着形似外地的人，一旦被怀疑，必将前功尽弃。”
在娄烦县城的入口处，每辆进入县城的班车都会受到严格的检查，这个奥运期间的例行检查，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责，在有陌生面孔出现时，常常会被问及“是不是记者”。
事故现场已经被铁丝网围了起来，进入事故现场，需要经过三道检查岗。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身份暴露后，当地政府派专车将其送到太原。
孙春龙想方设法混到遇难者家属中间，看到的和听到的一些细节让他触目惊心。
一位叫赵永林的男子说，他和个别家属到娄烦县政府上访，要求政府尽快找到遇难者的遗体，结果被辖区的城关派出所民警带走。在写了不再到县政府闹事的保证书后，三人于当天晚上9点钟被放回，他被警方扣押长达8个小时。
而来自交城的两位遇难者家属则没有这么幸运。8月2日，赶至事故现场的200多名家属来到尖山铁矿要求面见矿长时，和尖山铁矿派出所民警发生冲突，民警被打。8月6日，两位殴打民警的家属被警方带走，直至8月17日下午才被释放。这两位遇难者家属说，他们在里面被警察狂打，“把三根警棒打得没电了”。
家属们十分恐惧地向孙春龙证实了被打的细节，但当他提出进一步采访时，遭到断然拒绝：“我不敢说了，我也不敢再闹了，我马上就回交城老家，要是我再被抓进去，肯定没命了。”
而家属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当地政府人士的监控。孙春龙采访遇难者家属时，每隔两三个小时就会有当地政府人士打电话询问他们在哪里。一次，孙春龙和几位家属在大街上有过短暂的露面，随后，一位家属就接到电话，被问及身边的那个陌生男人是干什么的。
有的遇难者家属告诉孙春龙： “那么多记者来采访，怎么后面就没有报道了呢？”孙春龙感到很难堪。
在和遇难者家属小心翼翼的接触中，孙春龙通过一个家属来联系另一个家属，通过这样的隐蔽方式他接触到了几十个家属。
“我让数十名家属把遇难亲人的名单写出来，有的当地政府已经和他们签了赔偿协议，很早，8月4日就签了。为了核实没有签协议的名单，我的同事王晓还一个个打电话到所在的村委会去问，最终确认了这份41人的名单，而且是准确无误的。”孙春龙说，“当时并没有挖出来，还只能说是失踪，所以在法律上，我们并不能明确说他们就是瞒报，而且他们也是说还在搜救阶段。我们只是把这个事实写出来：我们了解的情况，是41人遇难，而当地对外报道的，一直是11人。”
艰难的举报没人受理
事情比想象的更重大，也更艰难。出于对真相的负责，孙春龙决定尽一切可能把淹没的事实公之于众。
事发后，国土资源部的专家曾前往现场勘察。在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上，孙春龙发现一则信息称，8月6日，国土资源部召开地质灾害防范工作视频会商会，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汪民指出：“要提醒矿山企业注意尾矿和废渣堆放点的安全。8月1日，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太钢尖山铁矿就因矿渣堆放不当，导致黄土滑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8月17日，孙春龙和搭档王晓以举报人的身份，分别拨通了国家安监总局、山西省以及太原市安监局的举报电话。国家安监总局接线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俩，山体滑坡事故发生后，势必引起各种猜测，但传言并不可靠，还是应以目前地方上统计的死亡数字为准。而当地政府给出的，是11人遇难。该工作人员同时客气地对孙春龙的举报表示感谢：“如果有准确、翔实的资料，可再与我们联系。”
山西省安监局的接线人员明确告诉孙春龙：“我们了解到的，只有11人死亡。再说那个地方由于矿山排渣，已经是无人区了，关于死亡人数增多都是道听途说。”
孙春龙又致电太原市安监局举报该事故时，对方表示，“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具体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而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办表示：“一般来说，事故死亡人数超过30人时，安监总局的相关人员才会到达现场，我们现在还没有人去现场。”
8月18日，孙春龙在娄烦县几家安置遇难者家属的宾馆看到，大部分外地的家属已经离开。而当地政府对家属的公关工作也明显加强，每天下午5时，都会有政府人士召集仍然滞留的家属开会。家属们的唯一要求是，见到亲人的遗体。这个愿望在政府的冷处理下开始变得越来越遥远。
举报这条路看来走不通了，现在唯一的途径是让自己的调查尽快刊登出来，以引起舆论的关注，使真相大白。在离开娄烦的路上，孙春龙很是失望和无奈。
稿件和给省长的信都被删了
8月底，孙春龙和王晓共同采写的文章——《娄烦：被拖延的真相》发表后，被很多网站转载，对舆论抱有很大期望的孙春龙惊奇地发现，仅仅一天，所有转载文章的网页都打不开了。而且一些针对他的压力接踵而来。
想通过舆论来促进真相大白的想法遇到了挫折，还有什么路可走？苦思冥想中，时间来到9月14日，这天是中秋节，当一家人晚上团聚时，孙春龙想到了娄烦事故中遇难者家属。“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他们大都无家可归，亲人们的遗体还掩埋在冰冷的矿土之下，“每逢佳节倍思亲”，此刻的他们一定是悲凉的。
那天晚上，孙春龙开始了给刚刚从安监总局局长到山西省任代省长的王君写信，他想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开启一扇通往真相的大门。
孙春龙在信中写道：“我只身去了娄烦县，在几天的调查中，我落实整理出了一个死亡41人的名单，有名有姓，甚至家住哪里都一清二楚。而且我相信，我所能整理打探到的遇难者，不会是全部，甚至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这个事故的发生是尖山铁矿矿渣山的突然滑坡，事故发生时正值深夜，遇难者除了山脚下的村民外，还有那些上山捡矿石的外地人。晚上捡矿石的人都戴着矿灯。一位现场目击者被我询问到死亡人数时只说了一句话：满山的灯，一下子都灭了。真正死了多少人，这不是我一个小记者所能查清的事情，但我已经落实的人数已经证明，这已经是一个特大事故。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起特大事故被瞒报。”
孙春龙告诉王君：“这是一封举报信，你对这封信的处理，是一次行政行为。我是一个遵守法律的人。我是一名记者，我有责任用各种手段去让真相显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更加美好。”
9月15日早上，孙春龙的搭档王晓，从河北石家庄用特快专递寄出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为引起更大关注，孙春龙把给王君的举报信挂在了自己的博客上，但同样不幸的是博客上的文章被删除了。
郁闷。
令孙春龙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博客上的举报信并没有随着删除而石沉大海，而是实现了娄烦事故从“自然灾害”变为“重大责任事故”的巨大逆转——温家宝总理和国务委员马凯对他反映的问题做了重要批示，国务院调查组随即成立，9月19日，孙春龙应调查组邀请赴山西娄烦协助调查，封锁真相的大门开启了，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关于娄烦事故的考问也即将来临。
良知、责任及其他
孙春龙说，披露此事，仅仅因为良知。
“我在娄烦采访的时候，很多家属都失声痛哭。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并不信任我。他们说，很多记者都到娄烦去采访了此事，但是都没有发表报道。我向他们承诺尽最大的努力来披露此事。”孙春龙说，“我忘不了家属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的情景，如果我不披露这件事情，就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失职。”
当然令孙春龙感动的事情也很多，他坦诚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从举报信发表至今，我接到了数百个电话和短信，再一次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孙春龙说，“有的网友对我的安全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其实，我并不是在战斗，我没有敌人，我也没有假想中的敌人。纵观整个事件，我的心思其实和所有人一样，包括那些被我们假想为敌人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希望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孙春龙坦诚自己“处事原则也很圆滑——能改变的就改变，不能改变的就适应，不能适应的就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但只是这一次例外，我没有放弃”。
“作为一名记者，对真相的渴望是职业病，是良心活。”孙春龙说，“在山西的数次大的灾难现场，我见过很多尸体，他们死得很没有尊严，有时候看到的只是一只手，挖着挖着就成了一个人，有时候看到的手仅是个残肢。”
孙春龙是个追求真实的人，很少做梦，但从山西回来的60余个夜晚，他经常做梦，梦境与手有关，要么是无助的手希望你的帮助，要么是淹没在泥浆里的手期望救助，要么是一只又大又黑的手从天而降，要么是无数的手在面前晃来晃去，令你不寒而栗。
孙春龙说他忘不了交城县的武三奎，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儿子被埋在了下面，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夜之间，满头白发。他拿着孩子爱吃的香蕉和面包，跪倒在地痛哭，他想把自己至亲的亲人运回老家安葬，但是，距他和亲人6米的距离，救援停止了，他的哭声撕心裂肺……他还忘不了赵永林，为尽快挖出自己亲属的遗体，到当地县政府上访，但被民警带走扣押长达8个小时，有的人还遭到毒打……他还忘不了灾难现场的一只狗，始终趴在土堆上不愿离去，它的主人全家被埋……
“如果再有来生，我希望他们幸福。”说这话的时候孙春龙泪流满面。 (记者 史佳) (本版图片由孙春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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