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最近我在讲课或者作报告的时候，经常会提出一个问题：这30年里，你们最熟悉或者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结果我发现，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选了这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这句话对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在这句话的鼓舞下，很多中国人作为“一部分人”也确实“先富起来”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表现，却不让人满意。相当数量的“先富起来”的人，并非“仓廪实而知礼节”，竟然是“饱暖思淫欲”，包二奶、超生、赌博、联手黑社会。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中国“先富起来”的一代人，必须学习做富人。

“富人”，看起来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但事实上还是一个社会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人的概念。我经常说，“富”而不“贵”，那只是“土豪”，而不是什么“富人”。真正的“富人”必须是“富”而且“贵”。这里的“贵”，就是有文化、有品位、有境界。

什么才是“富”而且“贵”呢？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一个是巴菲特，他是世界第二大富豪，他捐了310亿美元给盖茨基金会，而没有像中国的很多富人那样，把钱留给自己的儿女，或者去大肆挥霍。在他看来，市场经济只是“赢家”的天堂，它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所有“输家”也就是穷人的问题。要解决穷人的问题，就只能靠“赢家”的道德自觉，靠“富人”主动为社会重新分配财富。

西方在出现两次财富高峰的同时，也出现了两次慈善高峰，第一次是卡耐基和洛克菲勒时代，第二次是盖茨和巴菲特时代，这绝不是偶然的。我要说，这就是“富”而且“贵”。在很多中国的富人看来，只要合法赚钱、合法纳税，就是对社会的贡献，这其实是不够的。真正的富人必须是“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总收入，有9%来源于富人的慈善捐款。中国呢？国家财政收入中每年富人的捐款连0.1%都不到，捐款的富人不过1%。

再看一个例子，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对于它的沉没，我们似乎更关注文学家杜撰的爱情故事，却忽视了船上欧洲富人的所作所为。这些人个个富可敌国，却没有一个人提出非份的救生要求，更没有人通过贿赂的方式上救生艇以逃生。生死关头，真正显现“富贵”本色。

我并不是说中国“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身上都存在问题(而且，其中也确实不乏真正的民族精英)，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富起来的人是有问题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这与中西方的富人所置身的不同社会背景有关。西方的多数富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市场能力的提高而正常致富的，所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致富是因为他的道德自觉，也是因为他的文化水平，更是因为他的社会责任感。当他致富以后，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但不会降低，反而还会提高。在中国就不同了。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富人是靠社会的转型——例如双轨制、炒股票、房地产——一夜暴富的。也就是说，往往并非靠创造财富而成为富人，而是靠“分配财富”、“转移财富”而成为富人。对他们来，究竟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富人，对不起，事先根本就没有想到，只是不“仁”而富而已。事后呢？自然也根本不会去想。什么“回报社会”？什么以更高的道德自觉、更高的文化要求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来要求自己？他们统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结果是富而不义，甚至是为富不仁。

由此，我想起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说过的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大声呼吁：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富人。

文/潘知常(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