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坛"77、78级"现象：政治与教育相互影响

政坛“77、78级”现象耐人寻味，从政治对教育的相互影响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恢复高考制度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结果

“文革”以后，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果断地决定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大学招生，而且不论家庭出身，重在个人表现，择优录取。这就使得积压了10年的3000万学生，其中包括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毕业生，终于盼来了一个最后的机遇。同时，使得很多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获得了平等的竞争机会。

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优秀的人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社会发展急需大批专门人才。对外经济贸易交往以及学习国外先进技术需要大批的外语人才、恢复实行民主法制需要大批的法律人才、工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一批批大学专业就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中恢复和诞生，一批批大学毕业生就这样在社会需要中走出校门，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在为国家贡献聪明才智的同时，他们也在不断成长进步。

高学历人才进入重要领导岗位是政治进步的产物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在全面改革的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在这些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方面，进行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下放权力、理顺关系、转变职能；另一方面，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982年，确立了新的干部人事工作的“四化”方针，即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建立干部任职期限制度和离退休制度；改革干部选拔方式，在传统的委任制基础上，探索实行公开竞争的选任制和考任制，从群众公认、有能力、作风正的同志中选拔领导干部，不仅拓宽了领导干部的来源，而且激发了人们干事业的热情，为年轻干部特别是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正是在这种良好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担任各种领导职务，成为干部队伍的生力军。

公务员制度为青年知识分子从政提供了更加有利稳定的制度保障

1993年，国家实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制度坚持公平竞争原则和功绩制原则。

公平竞争原则一是在法律上确认每个公民具有平等的竞争权，公民都有申请报考公务员的权利，并有同等机会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以同一标准决定是否被录取，而不因家庭出身、民族、宗教信仰、性别等状况受到歧视或享有特权；二是公务员任职条件公开，报考公开，考试成绩公开，录用公开；三是国家通过法律保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公民在竞争中的合法权益。功绩制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工作实绩和贡献为考核、评价公务员的标准，作为公务员升降的重要依据；二是以工作实绩和贡献大小，作为公务员享受工资待遇的主要条件，对考核连续多年被评定为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提前晋升工资级别、越级晋升职务，而在年度考核中不称职的，不得晋升工资，而且还要降职。公平竞争原则和功绩制原则确立了公务员管理的择优和激励竞争机制。另外，公务员制度还规定必须进行人员交流，以及采取辞职辞退等办法，使公务员能进能出，以增强机关的活力。

现在，“四化”标准成为社会成员进入国家干部队伍的主要标准。21世纪领导干部的年龄结构大致是，省部级以45—50岁的干部为主体，40岁左右的有一定数量；地厅级以40—45岁的干部为主体，35岁左右的有一定数量；县处级以35—40岁的干部为主体，30岁左右的有一定数量。在学历结构上，县级和地厅级的干部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应达到一定比例；省部级的干部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博士学位的应达到一定比例。在专业结构上，党政领导干部中熟悉现代管理以及意识形态、党务、政治、科技、金融、经济贸易的人才都要有一定数量。根据这些要求，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社会成员进入了领导干部行列。

高学历人才进入重要领导岗位，会更好地推动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

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之中，发达国家用了一百多年甚至几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我们却只经历了短短的30年时间。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尚未完成之时，又迎来了发达国家发起的以他们为中心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把传统和现代压缩在一个空间，使我国面临双重的压力。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变化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进一步发展既有很多有利条件，也面临很多限制性因素，机遇和挑战都十分巨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视野开阔、知识丰富，思想解放、锐意进取、不因循守旧、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经过实践和基层锻炼，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青年干部。近年来，很多高学历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已经有着出色的表现，做出了非凡的业绩，展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龚维斌)

30年前高招改革:改变命运的不仅仅是两届大学生

“77、78级”大学生都是于1978年入学的，到今年刚好30周年。由于“77级”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是高招制度改革的成果，所以备受人们关注。30年前“77级”进入大学是这样，30年后“77级”入学纪念也是如此。任何纪念都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怀，又是一种反思和前瞻。我有幸作为“77级”的一员，在感恩、感怀的同时，更想透过30年前的那一场高招制度改革给我们民族的前途命运带来的影响谈点想法。

30年前的那一场高招制度改革不仅改变了那两届大学生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文革”十年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文化教育。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后，自告奋勇抓教育科技，并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首先进行的就是高招制度改革，废除“文革”中一度实行的“工农兵推荐”制度，恢复高考制度和相应的教育体制。当年冬天，“77级”参加考试并于次年春天入学。紧接着，“78级”春天考试，秋季入学。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而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是考试，中国上千年的科举考试和西方近代的大学考试、公务员考试都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考试有很多弊病，但至今还没有发现比考试更好的选拔人才方法。

30年前的高招制度改革最直接的成果是培养了连续几代高素质的人才。今天，不仅“77、78级”大学生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且以后各届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30年来之所以能够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 杨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