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90年代商品房开始在城市出现，人们从单位大院悄悄迁出，冷漠的邻里关系就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符号和一声叹息。然而近年来，一些新兴社区中，邻里间的走动又渐渐活跃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业主在邻里交往中投入精力和感情，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实践着对旧日睦邻关系的温暖回归

“城市中的邻居关系并不都是冷漠的，我们在世纪城改变了这个状况。”北京世纪城业主、社区论坛总版主朱彤告诉本刊。最近两年，朱彤所说的改变，发生在很多新崛起的社区中。楼群里的住户们比以前走得更近了，但却不是你给我送一碗汤、我给你提一壶水的传统样式。

扩大了的家庭生活

2004年4月，在世纪城三期住宅区的下沉广场上，100个学龄前的宝宝，按照年龄分为七组，比赛爬行、捡球、赛跑及跳高等，这是世纪城业主首次自发举办的大型社区活动“社区宝宝运动会”。100名宝宝选手，加上宝宝家长和80位工作人员及围观者，现场聚集了三四百人。

此次运动会所有的工作，从拉赞助、编赛程、当裁判到借场地都是由社区论坛中30位积极分子独立完成的，前后筹划了一个月。

在这个位于北京城西的社区，有近2万名住户，业主多是三四十岁的中青年，职业以IT业工作者、大学教师及媒体从业人员为主。“宝宝运动会”成功举办之后，社区陆续开展了消夏晚会、香港集体旅游和足球联赛等活动，前段时间还刚刚举办了一场600多人参加的新年晚会。

朱彤喜欢把此类活动看作是一种扩大化的家庭生活。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这位忙碌的建筑设计师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上面。所谓关起门来是家，打开门来是园，“下班回来与其关起门来躲在小家，还不如同邻居一起在大的社区里交往。”朱彤说，是邻里之间的交往，使社区不止于一处栖身的居所，而真正具有了家园的味道。

社区族群

邻里关系是社区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西方国家，如今在社会群体研究领域，社区的概念已经淡化了，现在讲得更多的概念是族群，即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但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玩乐。

住得近，又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一起，本是一件自然的事。然而城市邻居间长期的隔膜，使人们对社区族群的印象仅限于居委会下辖的老年书画组。只是近年，中国大城市的一些社区中出现了真正的社区族群。

以三四十岁外企白领为主要居民的北京金地格林小镇社区，邻里关系的互动主要是通过各种主题沙龙来进行。歌华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的员工常大军就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他领头于2004年8月成立了戏剧沙龙，仅40天后就排出了《雷雨》的第二幕。虽然只是20分钟的短剧，但这群毫无表演经验的业主们却格外认真，专门请来国家话剧院的教授进行指导。前不久，他们又把自己排练《雷雨》的故事写成了剧本并排成了话剧，取名叫《有雷有雨》。业主们每周排练三次，从晚上七点半到十点，在社区会所可容纳三四十人的会议室里进行。忘词笑场以做俯卧撑为惩罚，而社区观众们反响亦很强烈，首演时来看的居民挤满了整个篮球场。刚演完，常大军就收到很多业主发来的短信，多是兴奋之余即刻写的剧评。

戏剧沙龙只是社区众多沙龙中的一个，摄影沙龙、烘焙沙龙和出版沙龙等，都在社区里聚集了各自的族群。

玩伴和战友

比起大型活动和兴趣沙龙，北京青年路社区的邻里交往相对随意得多。由于业主多是由年轻无子女的夫妻组成，大家经常一起聚餐和出游，每次活动基本都在10人以上。丈夫们热爱踢球，每周末一次运动场上的“拼杀“已经坚持了近两年;妻子们则喜欢聚在一起打牌聊天，逛街购物。平安夜，年轻夫妻们还安排了集体特殊节目，上午滑雪，下午卡拉OK。活动参与者之一业主刘立方告诉记者，他与邻居在一起玩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住在别地的朋友。

同样居住着大量小夫妻的北京望京悦城小区，年轻邻居间就不仅仅是玩伴这么简单。2004年3月的一个周日，邻居们早上6点和往常一样结伴去爬香山，一边玩一边商量小区的公事。回来之后，大家按照商定好的做法从家里拿来扳手及螺丝刀，拆掉了小区里的车位锁。原来，在望京悦城小区，停车位紧张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2003年12月份，公交联合公司却公然占用了小区公摊面积规划的525个车位，打算转租给小区业主。业主认为不合理拒绝租用，公联公司就给车位装上了车位锁，阻止业主入位停车。业主自行拆锁的一幕，就是在有关机构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晚双方的冲突，在警方的介入下，以业主的胜利而告终。

望京悦城的一些居民，自2001年入住后就自发地进行着维权活动。在维权的过程中，大家逐渐发现个人力量的渺小，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20人的维权小组。“大家的感情如战友一般，”小组负责人胡光瑞对本刊说。小组成员每周定期开会，此外，经常不定期聚餐，周末的时候爬山或去内蒙古的草原玩，继续发展“战斗”中结下的情谊。

“传统的邻里关系是互助性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学者于海认为，目前城市新兴社区里出现的邻里关系回暖现象，与传统的邻里关系最大的不同，便是更加注重精神需求。在以平房街道社区为主的居住时代，谁家有点什么事情，大家都会彼此帮忙，相互关照。直到80年代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各种专门的服务机构相继建立，这种传统的互助性的邻里关系才慢慢被取代了。

于海认为，不同收入和阶层的人对社区的依赖性不同，经济条件越差的居民越需要邻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而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更需要的是有共同志趣的邻居，而不是物质性的给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