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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趋势
农民的心态可能发生变化。尽管农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态度较为理性，且暂时很少有“仇富心理”，但调查数据显示，47.1%的农民认为今后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32.5%的农民认为贫富差距不合理，且有37.7%的农民认为缩小贫富差距应靠政府调节。同时，调查发现农户经济条件越差，认为贫富差距越不合理。因此，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低收入农民对社会公平的不满程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农民的尊严感可能下降。调查表明，农民表示在就医、工作、购物、就餐、乘车、住旅馆、与政府官员交往、与有钱人交往时受到了尊重的占比分别为4.7%、6.0%、10.9%、9.3%、7.2%、6.8%、3.7%、2.5%。与之相应，上述场合中农民表示受歧视的比例分别为21.2%、19.4%、16.8%、15.9%、9.9%、7.9%、35.2%、34.5%。可以预测，随着农村“流动性”增强和农民社会化程度加深，农民的尊严感可能出现下降趋势。
乡镇干部有疏远群众的趋势。关于农民对基层干部的认知度方面，调查发现农民对乡镇干部的知晓率较低，只有41.3%和42.7%的农民知道本乡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一半的农民认识乡镇主要领导。就工作满意度来看，农民对村干部工作的满意度为57.8%，对县乡干部工作满意的农民比例为43.9%。
三、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青年人政治参与度低，老年人政治参与度较高。这与世界上年轻人政治参与意愿高于老年人的情况相悖。30岁以下、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以上的农民参与投票率依次是57.3%、78.3%、80.1%、81.3%、78.9%，参加村民会议的比例依次是50.9%、53.1%、53.8%、55.1%、53.9%，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或建议的比例依次是22.4%、29.6%、30.7%、31.5%、29.1%，对村务、财务、政务进行过监督的比例依次是19.8%、26.2%、29.5%、29.9%、26.3%。30岁以下的农民参加投票、参加村民会议、提建议、对村务监督的比例均最低，与此相反，60岁以上老年人有着较高的政治参与度。
务工群体政治参与度最低。在村民会议上，职业为务农、务工、做生意、老师、其他的农民提出过意见或建议的比例依次是29.7%、24.2%、38.6%、41.0%、40.4%；对乡镇委书记的知晓率依次是39.9%、37.0%、58.9%、69.7%、50.2%；对乡镇长的知晓率依次是41.2%、38.1%、56.8%、68.4%、56.5%；对国家大事的关心率依次是77.3%、72.1%、88.4%、94.5%、81.3%。无论是在村庄的政治参与上、乡镇政治的知晓上，还是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上，作为与外界接触较多，在农村拥有较高收入的务工群体，其政治参与的比例却都是各种职业中最低的，并且比务农群体的参与度还要低，这与常理相悖。
经济发展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其农民的政治参与度反而最高。一般地，经济条件制约政治参与，经济条件越好，政治参与度越高。但是在调查中却发现了一对微妙的关系，即西部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其农民的政治参与度却相对较高。东部、中部、西部的农民，参加村民会议的比重依次为50.9%、48.4%、61.2%，在村民会议上提出建议的比重依次为31.0%、23.9%、34.2%，对国家政策提意见的比重依次是32.6%、32.7%、41.7%。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的农民的村民会议出席率、提建议比率、对乡镇干部知晓率均是最高。
本项调查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建立的“中国农村调查平台”进行的。该平台对原有的田野调查进行整合和提升，于2008年正式实施，现已建成有5000多农户、289个村庄、100个乡镇和50个县(市)构成的立体调查网络。每年均有200多个调查员参与调查，调查时间将持续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通过客观、准确和持续的调查，已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提交了多份调查咨询报告，并得到了决策部门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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