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蚁族”:读书改变命运?
廉思对本报记者说,在调研开始前,很多人不相信居然还有大学毕业生在北京过着这样的生活。“有刚加入调查团队的学生还问我,廉老师,这是不是真的?”
但这一切的确是真的。“生存之上、生活之下。”廉思说,“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满怀理想地走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尽管身处这里丝毫感觉不到京城的气息,但由于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就业创业机会多,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揣梦想来到这里暂时安家。他们当中不乏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每月领着1000多元的工资,租着两三百元/月的床位,每天只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
廉思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给他们概括出一个贴切而又让人心酸的称谓:“蚁族”。
郑章军,是最让廉思印象深刻的一位受访者,这个1982年出生的大男孩来自内蒙赤峰市林西县。郑章军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他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毕业,专业是计算机科学。
小时候的郑章军很淘气,成绩也不好,但他有幸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常常鼓励他。念五年级之前,村里没有通电,郑章军常常点着煤油灯看书。高三时,学习很紧张,父母很早就上炕休息了,他却从不觉得困——无论多晚才睡,第二天一早起床,又立刻精神抖擞。
“我懂事以后,一直都想着要考出来,从来没有变过。”郑章军说。2002年夏天,大学录取通知书快递到了林西这个小县城,村长亲自敲锣打鼓,把通知书从村口一路送到了郑章军的家门口。
两种前途:搬出“蚁族村”或回老家
2006年7月,郑章军大学毕业。踏出大学校门,他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一箱书和一箱衣服运到了位于二里庄小月河的亿展学生公寓,成为一名“蚁族”。
6人一间房,每人每半年付1350元房费,能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地方找到一个睡觉的铺位,三张上下铺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某个夏日,下铺的室友一觉醒来,发现鼻子堵得慌——居然是一只小蟑螂爬进去了。他们下决心杀蟑除害,周末关上门,狂喷一通杀虫剂,下午回来一开门,“满地都是蟑螂尸体,一两百只都不止。”
郑章军家收入水平在当地中等偏下,除了学费,他不愿意再向父母伸手要钱。因此,本科四年,他几乎做过所有的兼职,派传单、家教、节日促销。如今,郑章军是一家国企的软件工程师。工作稳定后,郑章军还常在网上找“私活”,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干。
郑章军曾有个女朋友,“这个女孩起初说她不爱逛街,我们就开始谈恋爱了。谁知她其实很爱逛街。”女友承认自己很现实,曾说:“如果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毕业后,女友回了江苏老家,郑章军留在北京闯荡,他们自然就分手了。
高中时,郑章军曾草拟了一份计划表,希望督促自己不断努力,“上大学——考研——工作两三年——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从政——开自己的公司”。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份宏大的计划”,虽然不切实际,当时却有挥之不去的激情。
谈到目前的计划,郑章军一脸严肃,他的目标是开个小饭馆。他还计划5年内拥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到时,租间每月1000多元租金的房子,既能生活得更舒适,还可以作为办公场所。郑章军非常努力,对他而言,时间无比珍贵。
廉思介绍说,他们曾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五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据估计,全国约有超百万人次的“蚁族”。在北京,“蚁族”的数量约为十多万人;上海、武汉的数量也大抵如此。在北京,这些大学毕业生的主要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在上海,大多聚居在被分成数个格子间的公寓里;而在广州,“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城中村。
“蚁族”以5年内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不满一年的人最多;毕业5年以上的,只占6.8%。“5年是个坎,三十而立,经过5年的打拼他们不可能再漂了。”廉思说,5年后,对“蚁族”来说只有两种前途:混得好些的,搬出聚居村,搬到北京北五环外回龙观、天通苑等地,七八人合租一间三居室,两人一间房;或者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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