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发展不平衡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因此，中国政府将扶贫减困作为国家战略计划，动员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和人员全面参与扶贫，以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６日在全球扶贫大会开幕式上说，中国“努力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大众所分享，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位新一届政府总理今年早些时候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曾说，农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问题、东西部差距问题，使他觉得“身上的担子有千钧重”。

    世界银行一位高级顾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在消除贫困中的政治意愿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说，政府在消除贫困方面正在形成“内在的政治动力”，中国的制度也有利于政府调动起这种政治动力。

    中国２０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初的理念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成共同富裕。以沿海地区发展为主导的经济腾飞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使得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也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与此同时，东西部差距在拉大。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的０．２左右扩大到１９９９年的０．４３７，近年又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表明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必须引起注意。

    中国政府在新世纪初提出了用２０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向全国倡导“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如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全球扶贫大会上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重视扶贫，把扶贫开发作为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从而使中国在短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中国财政部提供的材料，在过去的２５年中，中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从２．５亿人减少到２９００万人，贫困发生率由３０％降至３％左右。超过一半的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实现了基本普及９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财政部官员说，在这一长期的扶贫减困过程中，中国政府是主导力量。扶贫开发正式纳入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２０多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达１０８３亿元，特别是近两年增加较快。从２００１年起中央预算安排财政扶贫资金超过１００亿元，而２００３年这个数字达到了１１４亿元。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也根据各自的财力和条件，不断增加扶贫投入。从１９９６年起，中央政府还倡导沿海相对发达的１３个省市，以“地方政府结对子”的方式，对口支援西部１０个贫困省区，以弥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

    ２０多年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中国基本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强势影响力与市场机制在共同起作用。中央政府通过上下衔接的行政体系确保各类扶贫资金进村入户，让农村的贫困者直接受益，并且通过多种审计管理制度，避免扶贫资金被基层政府挪用或贪污。上海在对口帮扶云南的过程中，实行“扶贫资金━扶贫项目━扶贫人员”一体化的操作方式，分５批派出援滇官员，深入当地审核项目，监督资金运作，确保扶贫项目效益。政府投资还大量投向贫困地区的交通、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不局限于收入脱贫。

    市场经济又使中国的扶贫形成长效机制，即完成“输血基础上的造血”通过大力催化贫困者自主改善自己困境的积极性，助困人士“手把手”地把市场观念、技术传授给贫困者。平均几千元一笔的小额信贷，不仅给贫困农民解决了启动资金问题，而且帮助他们形成一个可供长期经营的家庭产业。

    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也在使东西部经济落差成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势能。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私营企业主，在乐于为中国政府出力，向贫困地区提供扶贫资金的同时，还在东西落差中找到了商机，在西部大开发中放大自己的产业。以中国私营企业主扶贫为主旨的“光彩事业”在过去１０年中，共有１．４万个私营企业主投入５２０多亿元项目资金，帮助４６０万人脱贫。

    中国多年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成功实践，已经以清晰、明确和系统的形式体现在政府的施政纲领中。中国在全球扶贫大会上发布了《中国政府缓解和消除贫困的政策声明》，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为扶贫事业提供了政策框架。温家宝总理在大会上向世界庄严承诺，用１０年时间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一个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大国解决了贫困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李荣、廖雷）

     新华网2004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