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增长年均9.8%，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然而，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未来十年，应着力加以综合解决。

    ●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

    正视问题与客观看待“十一五”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分配不公和发展不平衡的格局的确非常严峻，对此，掉以轻心、思路不清、束手无策、任其扩大，是不对的；然而，问题形成的原因需要客观地看待，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过去许多年我们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方面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从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看，存在着这样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GDP中居民收入分配比率持续下降。1990年至2007年，GDP结构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步下降，占GDP比重从56.18%下降到43.42%，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二是城乡差距在继续拉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的1∶1.86拉大到2008年的1∶3.31，近几年虽然差距拉大的幅度在缩小，却仍然处于拉大之中。三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属居民间分配不公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之列。四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如果没有有效的战略和对策加以解决，任其发展下去，问题将会越积越难，局面可能会变得非常恶化，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因此，“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在GDP结构中的比重，控制和缩小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

    学术和舆论界对以上问题的发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责难。我认为，应当从发展历史和经济规律的角度客观地看待以上问题的形成，认真研究问题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务实、积极并逐步地加以解决。首先需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初破除分配的平均主义，一部分群众和一部分地区先富和先发展起来，这个大局是正确的，不能否定。其次，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前一个阶段，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把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和扭转过来，一心一意搞建设和发展经济，特别是大项目和大企业带动，依靠资本集中发展规模经济，来增强国力；而进行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等方面，都还缺乏财力基础。再次，除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特别重视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和地区外，许多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居民间收入差距有一个从小到大再到小的过程。这应当成为实事求是地认识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些基本点。

    还需要看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地党委和政府，在控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居民间收入差距、平衡地区间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最显著的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控制住了城乡差距急剧拉大的势头。一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力清理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对农村和农民的各种收费，数额估计在400亿元左右；二是新世纪以来，免除农民500亿规模的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也从根本上杜绝了搭车收费的行为；三是中央财政对农民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2004年，金额为140多亿元，2008年达到1027.7亿元,到2009年，预算数据为1230亿元；四是从2007年开始，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9年6月底，已有4470多万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五是国家财政对“三农”投入的规模在扩大，农业农村方面的支出1993年中央和地方共计为440亿，包括计划生育补贴、水库移民补贴、农田基础设施、农村饮水等等，2008年，仅中央财政支出就达到5955.5亿元。这些重大的措施，改变了上世纪末城乡差距急剧拉大的趋势，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和统筹区域间平衡发展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的区域发展战略，布置了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环境治理和加工工业重大项目，给予了国债资金支持，特别是在东北地区首先进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力地支持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从金融危机后各地区的发展情况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显现出增长的后劲。二是中央财政加大了对民族地区、老革命区、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转移支付，使这些地区过去欠发工资、欠报医疗费等状况发生了改变，基本保证了这些地区行政管理、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