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０日电（记者董峻、王希）贫困，往往意味着饥饿、疾病……是对人类发展的挑战。
为驱走穷魔，中国人民进行了６０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成功解决了数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实现了民族团结、政治稳定、边疆巩固和社会和谐，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变迁推动中国告别绝对贫困噩梦
１９４９年之前，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到处是饥馑、疾病和贫困。
没有人民的富裕，就没有国家的昌盛。共和国的开创者将解决温饱视为政府和人民同心协力开展和平建设的重要一环。到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国家用于救济贫困的资金多达４００亿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贫困的大规模缓解。
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失误，直到１９７８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仍处在贫困境地。
就在这一年，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其中农村改革的成功，对中国大规模持续减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国家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形式，将这一基本制度不断充实完善。
２００３年，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突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正式启动，农地制度的创新和完善从根本上斩断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因无地而产生的贫困根源。
世纪之交，中国向世界宣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对于中国成为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这样盛赞：“如果没有中国的进步，整个世界在减贫方面从总体上说是倒退了。”
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扶贫进入以“造血”取代救济新时代
“苦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昔日生态环境恶劣，曾被世界粮食计划署列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１９８２年起，作为全国首批农业区域性扶贫开发建设重点项目，国家每年拨出２亿元，用于支持包括西海固地区在内的“三西”农业建设，之后又实行“以工代赈”改善生产条件。
从单一粮食生产到发展多种经营，从“靠天吃饭”到兴办乡镇企业，西海固天翻地覆的变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变化的缩影。这一时期贫困在中国版图上不断退缩，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５亿下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５亿，平均每年减少１７８６万人。
１９８６年，专门负责扶贫工作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在明确开发式扶贫方针、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政策、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出台“对口帮扶”等重大措施的基础上，国务院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把扶贫开发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
一项与千百年来单纯救济迥然不同的造血扶贫工程就此拉开序幕，一条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中国式扶贫道路逐渐清晰：
——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７年，中央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含以工代赈）近１５００亿元，并通过财政贴息调动了近２０００亿元贷款投入。
——组织东部发达地区省市对口帮扶西部１１个贫困省份，组织２７２个中央党政机关和大型国有企业定点帮扶４８１个重点县。
——继实行“四取消四补贴”等农业支持政策后，２００７年在农村实行９年免费义务教育，建立了新型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协调战略，促进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格局，为贫困人口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截至2008年，我国贫困人口减少到1500万以下，占农村总人口比重降至1.6%。
“温饱线”淡出舞台：消除贫困的新政策框架逐步建立
１９８６年以来，我国确定的贫困线有两条：一是人均年收入７８６元以下、需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二是人均年收入在７８６元至１０６７元之间的低收入人口。２００９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我国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使“温饱线”和“低收入线”两线合一。
“扶贫标准的提高，使扶贫开发的首要任务不再仅限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而是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表示。
这意味着我国完整的扶贫战略将由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两个部分组成，我国的扶贫事业从此进入开发扶贫与救助扶贫两轮驱动的新阶段。
按照新的扶贫标准，扶贫对象规模扩大至４００７万人。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数。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旧因素交织在一起，扶贫开发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为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到２０２０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奋斗目标。今后我国将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以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消除贫困，曾经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如今，新中国已经在世界面前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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