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行动援助“参与式扶贫”调查

国际公益扶贫组织倡导的“百姓参与决定扶贫资金该怎么花”的理念，在让更多农民受益的同时，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资金使用腐败，并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安排具有现实性的参考价值。

一位农民的“增收账”

春暖花开之日，气温一直较低的张家口市怀安县迎来多个艳阳天。心情不错的张志来掐指算了算：去年养羊收入一万多元钱；种的十亩土豆，也卖了八千多元。一年忙下来，兜里装了两万多元。张志来告诉记者“夏天准备买一台冰箱，买了肉什么的，能冻起来。”

张志来是张家口市怀安县第三堡乡石门口村农民。4年前凑了400元钱，并从一家公益机构——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借来400元钱，从县城买回两只山东乳羊，当上了“放羊汉”。

此前，一直靠种土豆和玉米为生的张志来，一年下来只能收入七八千元。这点钱刚够两个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电和家具。

“四年来，我的活儿就是养羊、卖羊羔。现在羊圈里有15只母羊，一年一只母羊可产3到4只小羊羔”，张志来的账算得很清：一只羊羔的市价大约300元，这样，1只母羊一年就能挣1000元，15只母羊加起来，一年能挣将近一万五千元。

张志来非常感谢国际行动援助这个民间公益扶贫机构。要不是当年该机构借给他400元钱并引导帮助他养羊的话，现在还得在地里“刨食吃”。

不过，前两年刚养的时候，由于不懂技术，母羊生下来的小羊羔八成都会死掉。后来，“国际行动援助”组织专派技术人员对他进行指导。去年，几十只小羊羔非常健康，都卖了好价钱。

记者调查获知，石门口村现有200户人家，绝大多数农户在“国际行动援助”帮助下在农闲时投资养羊。其中，20多户人家像张志来一样，通过喂饲料圈养母羊，光这项收入，一年下来就超过一万元，大大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

最早的民间“扶贫试点”

国际行动援助是一个以消除全球贫困为宗旨的民间公益联盟。30多年来，这个机构在全球4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先后帮助过上千万最贫穷的人口，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瑞典等国的民间组织和个人。

该机构于1998年开始在中国开展工作，2001年在北京成立国家办公室，迄今已在河北、甘肃、贵州、广西等地建有示范区。

张家口的怀安县是这个机构在中国最早的扶贫试点。

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国家代表张兰英告诉记者，该机构援助的项目一般通过与县政府及县扶贫办等相关部门签订协议执行，项目包含妇女权益保护、儿童教育、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

几年来，行动援助共为怀安县投资300多万元，开展了消除贫困、社会救济、环境建设、公益投入等专项活动，全县已有22个农村的十几万贫困农民从中受益。

这一公益机构相当低调，极少与媒体沟通。记者经多方联系，了解到这一机构多年来扶持河北贫困农民背后的故事，以及他们所力倡的“由农民参与决定扶贫款去向”的独特运作模式。

钱该怎么花

让百姓提建议

行动援助的一个主要扶贫理念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一起决定这些扶贫的钱该怎么花、花到哪里，这是与“官方扶贫”的最大区别。

行动援助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让百姓参与决策，有很多方式。比如入户调查访问，收集信息；以队或组的形式开会，请大家提建议和想法，对有代表性的建议，列出清单；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请全体村民参与决策等。

“行动援助每年都会给村里拨一笔扶贫款。村里怎么花这笔钱，要干什么，都是大家一起商量。”第三堡乡石门口村的一位负责人说。

比如，乡亲们认为，自己手里有十几亩土地，能种植土豆等农作物，这些农作物经简单加工，可以做成饲料。现在的羊肉和羊羔价格都比较高，如果能养一些羊的话，可能比单纯种地好。

于是，村里召开代表大会，包括张志来在内的多数乡亲认为，只要行动援助能先给村里借一部分启动款，再从技术上指导喂养，那么他们愿意试一试。

“行动援助立即给予回应”，行动援助怀安协调员成鹏飞说，当时乡亲们每人都拿到一笔启动款，经过相关部门协调，相继买回母羊喂养。

最初时，一些乡亲有些犹疑，怕花了钱办不成事。后来，像张志来这样的敢想敢干的农户越来越多，大大带动了其他乡亲。

如今，石门口村全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喂养着几只到十几只不等的母羊，原来的投资早已收回。

“在行动援助的项目中，农户拥有更多自主权”，成鹏飞说，比如购买种子，行动援助将扶贫款发到农户手中，在专家指导下，让农户自己买，他会更珍惜，买什么样的，多少钱的，这可以降低成本、保证质量。

再如，行动援助的工作人员曾接到一些农村妇女反映，希望自己的健康状况得到关注。

国际行动援助妇女权益与社会性别主题协调员冯媛多次到怀安实地调查，参与过多个与妇女有关的项目，了解很多现实情况。比如，随着大批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妇女成为家中主要劳动力，她们要下地劳作，还要饲养家畜，照顾老人和孩子，没有时间关注自己的健康。

行动援助和怀安县卫生局、计生局、妇联对几个贫困乡镇的部分村妇女进行妇科病普查的结果也证实了冯媛的论断：90%的妇女患有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

于是，行动援助举办一系列专门针对农村妇女的活动，如健康培训、妇科病体检等，并成立妇女活动中心、设立低廉的妇科药专柜，这受到妇女们的欢迎。

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国家代表张兰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过3年多的活动，这些贫困农村妇女的性别意识、健康意识、参与意识都有了明显提高。

以前一些妇女一听说“坐月子”，就一定要穿厚棉衣，还要关门闭窗，以防受风。后来，大家在健康培训咨询员和医生的讲解下，都注意保持室内的适当通风，不坐“焐”月子。后来产妇们在生育一个月后，并未出现感染。

三面井村一位15岁女孩，体检时被发现患有严重妇科病。原来，母亲患有滴虫性阴道炎，常搂着她睡觉，而且母女俩的内衣常混在一起洗，造成感染。经过培训和治疗，这个小姑娘的妇科病已得到治愈。

这仅是当地妇女受到援助之后的几个案例。由于妇女文明意识的改变，农村更多文明现象开始涌现。

尚待克服的困难

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国家代表张兰英告诉本报，多年来，该机构为20多个贫困村打井、修路、挖井、建蔬菜大棚，赢得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的认可。

不过，目前尚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农民的素质仍然比较低，参与扶贫决策的能力也比较低。”张兰英说，这是困扰行动援助的第一大难题。

很多农民没上过学，有的连字都不认，根本谈不上参与一大笔资金的调配。在项目运作初期，真正参与进来的农民很少，即使有，也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参与的力度也比较小。

“很多农民等靠要的思想比较严重”，行动援助的一名协调员则说，一些农民认为，反正是行动援助给村里拨钱，给多少花多少，但具体怎么花、花到哪里、上什么样的项目，很多人不动心思，只等着上面来人安排，显得非常被动。

另一名协调员则发现，政府个别部门急于追求政绩，希望行动援助提供的资金投进去后，能很快见成果，否则就不愿积极配合，尤其表现在行动援助和政府合作的项目上，有时，一个项目合作下来，会费很多周折，拖的时间很长，效率不高。

“农村的情况非常复杂”，这位协调员还说，如何与农民打交道，如何真正掌握农民的需求，这是摆在行动援助面前的另一个难题。下乡扶助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和农民交朋友，获知他们的心声，还要协调处理好村、乡、县相关多个部门的关系，这对行动援助来说是一个长期的考验。

“四两拨千斤”式的尝试

记者调查获知，在怀安县取得经验后，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又相继在张北等县启动援助发展示范区。该机构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以每年投入不少于20万元人民币的扶贫资金，用于发展示范区的社会综合发展项目。很显然，又一批贫困农民将因此受益。

张兰英说，未来，行动援助将加强和政府的合作，强化“百姓参与式”援助理念，引导更多农民参与决策管理下拨的资金。

行动援助怀安协调员成鹏飞说，行动援助向贫困地区投资或进行其他援助，重点是试图建立一种机制，使贫困百姓的需求能得到政府、社会和企业的重视。

行动援助机构期待的是，这种新型扶贫模式在民间形成成熟的机制后，能引导政府的更多资金参与进来，他们希望政府能借鉴、引用，并着力推广这种模式。

“通俗地讲，这叫‘四两拨千斤’”，张兰英说，要彻底解决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问题，始终离不开政府，民间组织只能起到陪衬作用。不过，相信行动援助倡导的理念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规避资金使用中的腐败。

据记者了解，相对于民间倡导的“参与式扶贫”，政府方面也有类似措施。我国少数城市如无锡、哈尔滨的一些城市社区，也在进行“百姓参与财政预算”试点，主要内容是对一些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财政拨付的公共项目建设资金的运用，公众参与讨论，最终由公众和政府共同决定，使预算编制更加公开、民主、透明。

例如，小区庭院建成什么样，楼体刷什么颜色，种树还是种草，建不建凉亭等，由小区居民研究后，形成一个规划效果图，提交相关部门决策。工程进入施工阶段时，居民负责监督工程质量和进度，并参与工程验收和改造效果测评。通过全程参与，哈尔滨某小区居民对相关财政资金的安排和改造后的环境都很满意。

居民认为，有了“参与式预算”后，工程的总造价、建筑材料的单价和管理成本等都要公示，方便了百姓监督资金的流向和使用，对建筑工程等腐败易发领域起到了监督作用。

石家庄市政协委员张忠民认为，国际行动援助的“百姓参与决策”和城市居民小区的“参与式预算”有异曲同工之妙。要让这种模式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政府重视起来，并建立一套完善的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信息披露制度和监察制度，以让百姓了解政府的钱究竟要花在哪里，怎么花才更合理，从而提出自己的参与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