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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广州日报：中国人口面临巨大的转型，怎么理解你所说的转型？是数量的转型？结构的转型？
翟振武：在人口学里面有一个叫“人口再生产的模式”，实际讲的人们的出生、死亡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在以前的社会里，包括欧洲以前也是那样，中国解放前也是一样，叫做“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随着工业革命，还有医疗卫生进步，各个国家陆陆续续进入死亡率开始下降的阶段，出生率还保持在原来的高水平上，这时候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就出现高增长率的阶段，叫“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阶段。
再经过若干年，欧洲经过了一两百年，日本经过的时间短一点，中国也经历了很短的30多年时间，使很高的生育率逐步下降，和死亡率在低水平下又达到了平衡，叫“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
中国是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一个巨大的转型会带来人口结构、性别等各个方面的重大变化。比如，因为生育率较低，老龄化速度会加快，所以，我们能看到中国现在老龄化的程度不断提速，引发议论。目前，中国还不是很富裕的国家，这叫未富先老。对于欧洲而言，是一边富一边老，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很快，人口转变速度更快，老龄化来得也比较快。很多物质、制度等方面的准备都没有做好。
挑战：
再过30年1/3是老人
广州日报：中国的人口基数较大，你曾说过，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三分之一以上都会是老人。
翟振武：对，那时，60岁以上的老人会达到30%左右。中国现在有约1亿8千万老年人，老龄化速度在未来十年会加速，在2021~2031年左右，由于大批老年人都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全部进入老年，这时，中国的人口形状会形成像蘑菇云一样上大、下小的状况，之后，由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生率的减少，老年人会逐渐减少。而最高峰时期，中国的老年人人口会达到约4亿，这对中国应该是个很巨大的考验，而我们整个制度现在尚未做好准备。
广州日报：老龄化成为目前被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你认为，为什么现在大家如此关注老龄化？
翟振武：劳动力的减少源自前些年出生率的降低，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上世纪60年代，每年出生的婴儿约为2700万，而到上世纪90年代，每年大概出生1800万至1900万婴儿，再到现在，每年的出生仅1600万。
首先，中国从未经历过老龄化社会，以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很高，人口基数塔底部很宽。现在因为出生率低，中国的老年人相比更多，比如，中国现在有1.8亿老年人，很快会达到2亿、3亿、4亿，如此快速的老龄化，对整个社会养老体系和养老制度安排是个巨大挑战。
现在，很多老人不再和子女住在一起，且这一趋向越来越明显，这是社会发展、城市化、家庭核心化所导致的。在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的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又在提速，这一问题引起议论很正常，这也确实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广州日报：你认为，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加速到来，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翟振武：我觉得一个政府要建立养老保障、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等，这是最基本的。第二还是要建好老年人服务体系，这有很多扎实的服务和工作要做。比如，可以有专门的连锁机构为老年人服务，如老年人家政、老年人餐饮等。此外，还要重视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方面的服务和工作。
广州日报：你刚才谈及，其挑战可能来自社保体系？
翟振武：还包括制度、服务体系。来自社保方面的，比如，北京的老年人基本上都能够从政府那里领取到一定的补助，还会给老人发放老人服务券等。但现在，一个最大的欠缺在于服务体系这部分，即使一些老年人有一定的物质收入，也很难找到服务。比如，有些老年人腿脚不利索，却要自己买菜切肉做一锅饭。现在，有很多给白领服务的餐饮点，却还没有给老年人订餐这样的公司和服务；而做给年轻人吃的饭，不少又贵又硬，老年人吃不惯，而老年人也不可能每天去饭馆吃饭。
广州日报：除此以外，还有哪些？
翟振武：再比如说家政服务。比如，很多老年人家里灯泡坏了，尽管年事已高，也必须自己踩板凳换灯泡，比如，一位居住在北京东城的老人，其子女住在北京西城，不可能为这点小事打电话让住在西城的子女专门到家中来，所以服务体系和物质支持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物质支持对农民而言更为重要。现在，我国有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险等，尽管其覆盖水平目前还不高。除此以外，即使是城市里有一些物质基础，但是涉及养老的许多方面仍然欠缺，比如，以前，我们曾建了很多幼儿园、儿童医院和综合性医院，但北京却很少有老人医院。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医院的硬件设施也需要特别针对他们有特殊设计，比如，年轻人到综合医院看病可能会感到很轻松，但许多年老体弱的老年人却不宜频繁上下楼梯，等等，这些细节化和更人性化的设计都应该在考虑中。总之，在养老问题迅速提速的过程中，我们养老制度的建设却相对比较滞后，物质保障远远跟不上，包括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也很缺乏，许多老年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或极少回家而深感孤独，目前，中国的空巢家庭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