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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北京是否会陷入人口增长与资源紧缺的怪圈之中?
翟振武:那不会。长期来看,我还是乐观的。现在有“大城市病”的出现,主要是此前相关部门的调控力度不够,比如拿交通来说,非要等到堵得不行了,才开始实行摇号的政策,如果早这样就不会了,所以很多时候应早做打算。
但随着周围城市的发展,郊区和新城产业聚集区的建立,中心城区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人员势必会开始疏散。当中心城区房子贵、停车也很贵,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就往外走了。
新京报:除了市场之手,行政上可以有哪些作为?
翟振武:这还是涉及到北京定位的问题,北京应该首先清理功能定位。目前,北京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还是现代制造业中心、高新技术中心等等,“中心”实在是太多了。要解决问题,势必要做一些取舍,比如现代制造业不搞行不行?金融中心不搞行不行?这都是政府决策层面的事情。
同时,北京还要为中央服务,部委居多且集中在核心区。强行把哪个部门搬走,这是非常困难的。现有情况下有两个方式,一是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迁移,包括小作坊、小企业等,尽量搬走。
其二是在将居民疏散到其他地方的同时,逐步发展多中心的产业聚集模式,形成一些卫星城。让老百姓避免潮汐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