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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在全国范围展开。我国首次将境内的外籍人员归入普查对象，也是十年来对于全国人口状况的最大范围调查。
全国人口普查与普通居民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普查数据失实可能造成何种后果？带着这些问题，本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听他详细解读了人口普查的方方面面。张翼2005年曾被推荐为公安部户籍改革专家组成员、北京市人口总理事。
事关每个家庭利益
本报调查：如此大范围、周期性的人口普查工作，其意义何在？
张翼：人口普查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了解人口变化状况的最有效方法。世界早期范围较大的人口普查，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当时普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制定兵役、劳役和税收政策。
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主要是国家为制定社会政策进行的一种科学调查。首先我们要通过人口普查确定人口政策，例如社会生育的速度是快是慢，应该制定限制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再比如年龄段性别比是不是平衡平等，婚龄人口男的多还是女的多，都既与宏观政策密切相关，也与微观的家庭利益不可分割。
本报调查：我国至今已进行过六次人口普查，这几次普查的内容有哪些变化？
张翼：以上说的这些问题，包括人们的就业情况、就业结构，人口流动，粗死亡率，粗出生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问题，在前四次普查中就有这些内容。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加入了住房状况调查。国家想借此了解居民的居住质量、居住面积和住房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一定区域人口的居住密度。也才能有效配置各种城市公共设施，以满足居民的需求。
这次普查加入了对外籍人士的调查，以适应中国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化程度的趋势。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外籍人士越来越多，因此，国家需要了解这些外籍人士在当地的具体状况。
本报调查：居民平时掌握的数据中，有哪些来自于人口普查呢？
张翼：例如老百姓常说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家庭户规模”、“人口文化程度结构”、“婚姻结构”等，就只能在人口普查中得到最准确的回答。没有人口普查，我们是拿不到这个数据的。
另外，老年人的数量、老龄化水平、人口死亡率等也来自于普查，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一旦老龄人口超过一定的比例，年轻人的负担会加重，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另外，不同年龄段儿童数量的多少，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出生高峰期”等——比如某个时期新生儿很多，那么到了上小学的时候，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入学压力就会加大，而如果某一个时段新生儿数量减少，那么他们分享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些数据，都是可以通过人口普查发现的。
剩男也受学术界关注
本报调查：人口普查数据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的，您能否举个例子？
张翼：比如老百姓都很关心的老龄化问题。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比较低，但这个老龄化数据是结构性的。如果按户籍算，农村低城市高；而按照常住人口算，则是农村高城市低。没有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就可能忽视城市本身的养老压力，但从微观看，家庭的养老压力已经显露出来，家庭的4：2：1结构正在形成。
目前城市的低端养老院几乎没有，两三千元的养老院有，但一千多元的养老院少，城市面临很大的养老压力。而农村更面临着 “未富先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制定相关政策。
本报调查：对于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是否也同样需要政策干预？
张翼：按照现在公布的数字，200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9：100，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是116：100。这说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长期失调。当新生代人口进入婚龄期后，就会发生严重的“婚姻挤压”。也就是说这个年龄段的贫困男性，可能找不到配偶，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这次普查这个比例还没有下降，我们就需要反思我们的人口政策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偏远的农村。因为一部分农村女性流入到城市，满足了城市里男性的婚姻需求，对于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男性，就会造成大的影响，甚至出现光棍村的情况。另外城市出现高学历女性的择偶难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人口学界、社会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男多女少？因为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比如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这样可能会抑制对生育性别的人为选择。
入园难与上次数据失真有关
本报调查：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如何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张翼：按照目前的人口普查安排，会对普查人员配置监督员，在普查过后，2010年10月到11月期间，还会有个抽查复查，对不实数据进行改正。
本报调查：什么因素可能导致普查数据失实？
张翼：在这次的人口普查条例里，我们提到一个“准予落户”的概念，也就是没有落户的新生儿可以落户，没有提到要征缴社会抚养费的问题；公安部的相关规定里，也没有提到征缴社会抚养费的问题。不过在各地方政府人口普查的实际过程中，一开始还是在征缴社会抚养费，现在这个政策有所松动，也就是你交比原来的标准低的钱，我给你上户口。
但对于一些老百姓，尤其一些贫困的老百姓，他是不会选择缴费的。第一他怕今后被追缴更多的费用；第二对于更多贫困的人，交这个钱是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他就会逃避普查，从而就会出现人口普查数据不准确，甚至是数据很不准确。
本报调查：如果普查数据不准确，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张翼：第五次人口普查时，0至10岁人口普查的漏报率，在有些地区甚至达到1%至2%，尤其是计划生育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最后统计出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的日本基本持平，大家谁都不相信这个数据。
这样的数据，就会导致针对这部分人口的政策，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
另外，由于农村的孩子进入城市，也导致数据错误产生集聚效应，影响社会资源的正确分配。例如现在城市幼儿园数量很紧张，就与当时的数据不准确有关系。我们没有预料到有如此多的适龄儿童需要幼儿园。某些城市部门拿到的数据，可能是七万个小孩需要幼儿园，结果来了十二万个孩子，那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幼儿园就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医院、学校、乃至社区的诊所如何配置分布，都影响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都需要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