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人口学专家:入园难与普查数据失真有关

2010年09月06日10:02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关键词: 普查数据 性别比失衡 普查对象 人口学 人口普查 入园 失真 婚姻挤压 社会抚养费 空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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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在全国范围展开。我国首次将境内的外籍人员归入普查对象,也是十年来对于全国人口状况的最大范围调查。

  全国人口普查与普通居民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普查数据失实可能造成何种后果?带着这些问题,本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听他详细解读了人口普查的方方面面。张翼2005年曾被推荐为公安部户籍改革专家组成员、北京市人口总理事。

  事关每个家庭利益

  本报调查:如此大范围、周期性的人口普查工作,其意义何在?

  张翼:人口普查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了解人口变化状况的最有效方法。世界早期范围较大的人口普查,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当时普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制定兵役、劳役和税收政策。

  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主要是国家为制定社会政策进行的一种科学调查。首先我们要通过人口普查确定人口政策,例如社会生育的速度是快是慢,应该制定限制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再比如年龄段性别比是不是平衡平等,婚龄人口男的多还是女的多,都既与宏观政策密切相关,也与微观的家庭利益不可分割。

  本报调查:我国至今已进行过六次人口普查,这几次普查的内容有哪些变化?

  张翼:以上说的这些问题,包括人们的就业情况、就业结构,人口流动,粗死亡率,粗出生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问题,在前四次普查中就有这些内容。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加入了住房状况调查。国家想借此了解居民的居住质量、居住面积和住房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一定区域人口的居住密度。也才能有效配置各种城市公共设施,以满足居民的需求。

  这次普查加入了对外籍人士的调查,以适应中国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化程度的趋势。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外籍人士越来越多,因此,国家需要了解这些外籍人士在当地的具体状况。

  本报调查:居民平时掌握的数据中,有哪些来自于人口普查呢?

  张翼:例如老百姓常说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家庭户规模”、“人口文化程度结构”、“婚姻结构”等,就只能在人口普查中得到最准确的回答。没有人口普查,我们是拿不到这个数据的。

  另外,老年人的数量、老龄化水平、人口死亡率等也来自于普查,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一旦老龄人口超过一定的比例,年轻人的负担会加重,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另外,不同年龄段儿童数量的多少,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出生高峰期”等——比如某个时期新生儿很多,那么到了上小学的时候,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入学压力就会加大,而如果某一个时段新生儿数量减少,那么他们分享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些数据,都是可以通过人口普查发现的。

  剩男也受学术界关注

  本报调查:人口普查数据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的,您能否举个例子?

  张翼:比如老百姓都很关心的老龄化问题。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比较低,但这个老龄化数据是结构性的。如果按户籍算,农村低城市高;而按照常住人口算,则是农村高城市低。没有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就可能忽视城市本身的养老压力,但从微观看,家庭的养老压力已经显露出来,家庭的4:2:1结构正在形成。

  目前城市的低端养老院几乎没有,两三千元的养老院有,但一千多元的养老院少,城市面临很大的养老压力。而农村更面临着 “未富先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制定相关政策。

  本报调查:对于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是否也同样需要政策干预?

  张翼:按照现在公布的数字,200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9:100,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是116:100。这说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长期失调。当新生代人口进入婚龄期后,就会发生严重的“婚姻挤压”。也就是说这个年龄段的贫困男性,可能找不到配偶,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这次普查这个比例还没有下降,我们就需要反思我们的人口政策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偏远的农村。因为一部分农村女性流入到城市,满足了城市里男性的婚姻需求,对于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男性,就会造成大的影响,甚至出现光棍村的情况。另外城市出现高学历女性的择偶难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人口学界、社会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男多女少?因为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比如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这样可能会抑制对生育性别的人为选择。

  入园难与上次数据失真有关

  本报调查:人们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如何保证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张翼:按照目前的人口普查安排,会对普查人员配置监督员,在普查过后,2010年10月到11月期间,还会有个抽查复查,对不实数据进行改正。

  本报调查:什么因素可能导致普查数据失实?

  张翼:在这次的人口普查条例里,我们提到一个“准予落户”的概念,也就是没有落户的新生儿可以落户,没有提到要征缴社会抚养费的问题;公安部的相关规定里,也没有提到征缴社会抚养费的问题。不过在各地方政府人口普查的实际过程中,一开始还是在征缴社会抚养费,现在这个政策有所松动,也就是你交比原来的标准低的钱,我给你上户口。

  但对于一些老百姓,尤其一些贫困的老百姓,他是不会选择缴费的。第一他怕今后被追缴更多的费用;第二对于更多贫困的人,交这个钱是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他就会逃避普查,从而就会出现人口普查数据不准确,甚至是数据很不准确。

  本报调查:如果普查数据不准确,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张翼:第五次人口普查时,0至10岁人口普查的漏报率,在有些地区甚至达到1%至2%,尤其是计划生育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最后统计出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这个数据与发达国家的日本基本持平,大家谁都不相信这个数据。

  这样的数据,就会导致针对这部分人口的政策,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

  另外,由于农村的孩子进入城市,也导致数据错误产生集聚效应,影响社会资源的正确分配。例如现在城市幼儿园数量很紧张,就与当时的数据不准确有关系。我们没有预料到有如此多的适龄儿童需要幼儿园。某些城市部门拿到的数据,可能是七万个小孩需要幼儿园,结果来了十二万个孩子,那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幼儿园就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医院、学校、乃至社区的诊所如何配置分布,都影响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都需要准确的人口普查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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