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成本10年将增400亿
引人关注的是,重庆的方案,并没提及,如果转户进城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生存,能否再退回农村?而要使这些农民工在城市稳定下来,一个基本条件,是城市能否满足这个群体的就业需求。
黄奇帆非常乐观地表示,重庆今年的工业产值将过万亿,未来将以20%-3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工业总产值将达到4万亿。” 净增的3万亿元工业销售值至少会增加500万 600万个就业岗位,而有五六百万工业人群就有五六百万服务人群,也就是说重庆今后会增加100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
“今后10年每年进城落户的几十万农民工,是有工作干的。”黄奇帆说。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改革的成本。
据重庆市政府测算,重庆首批300多万农民工进城,总成本是1200亿。政府如何承担这笔费用?
黄奇帆对此表示,首批转户农民以新生代为主,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他们成为城市户籍人口后,政府统筹部分的养老费不是马上发生,医疗也同样如此。
在住房方面,重庆建有公租房,也面向农民工,这个成本主要由政府投融资集团完成。“政府的实际花费是100亿。”黄奇帆强调,因此,在整个改革中,“政府是主导,最大的载体是企业”。
据测算,农民工转户后,按照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标准,企业必须相应提高缴费标准,由过去的12%提高到20%。这样1000万农民工,重庆全市企业10年要多支出400亿社保费用,15年则多支出600亿。
重庆市政府要求全市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必须要做好这方面的对接。
以低劳动力成本著称的重庆,会不会由于户籍改革提高了用工成本,而丧失部分竞争力?黄奇帆称,“全社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应该做的事,它涉及公平和正义,同时,这些农民工创造的财富,要远超过这个成本。”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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