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感、紧张感、失落感和焦虑感，是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心理感受

安徽芜湖的蔡女士外出打工3年。回到家里，她简直不敢认自己的儿子。

5岁的儿子留守在农村，由爷爷奶奶带，丈夫也外出打工。她发现，儿子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蔡女士问儿子，爷爷奶奶给你吃什么？儿子没有回答。再问，儿子会怒气冲天：米——饭！噎得她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有一点事不如他的愿，儿子就大哭大闹，还会把小拳头像雨点似的砸在她身上。

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却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比如较差的住房条件、高昂的借读费用、工作不稳定无法照顾孩子等等。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由长辈或其他人照看，最终形成了父母双方或一方与孩子两地分隔的局面，留守儿童由此产生。

据全国妇联2008年2月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报告》中，农村留守儿童的总数约5800万人，集中分布在四川、安徽、河南、广东、湖南等省。在这支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队伍中，很多孩子因为父母亲情相对缺失，体验到的心理冲突和压力可能比一般农村儿童更为严重。

7月11日，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农民工子弟教育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刘霞博士介绍了她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表明，与处境正常的儿童相比，流动和留守给儿童的心理发展带来了一定消极影响。流动和留守儿童的生活满意度、自尊感、积极情绪和幸福感均低于对照组儿童，群体歧视知觉、消极情绪和外部问题行为则高于对照组儿童。

孤独感、紧张感、失落感和焦虑感，是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心理感受。长期下去，又会使他们出现心理偏差，带来负面的心理感受，更为严重的是导致自杀。最近媒体报道，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其中4个是农村留守儿童。他们相约到一处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被过路村民发现后及时送往医院。两名学生经抢救后脱离危险，其他3人检查无恙后回家。

如果无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权益，我们将迎来情感残缺、社会和家庭责任冷漠甚至充满反社会倾向的一代

“好久没人牵我的手，好久没人摸我的头，冰凉的小手发烫的额头，生病是最想你们的时候……”一首留守儿童的歌曲，唱得让人心酸。留守儿童大多数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们缺乏家庭的温暖，缺少父母的呵护, 如果不能洁身自爱, 在学校很容易变成心理不健康、思想不端正、缺乏集体感的“后进生”。

一名5年级的留守儿童抱怨说：“爸爸的电话让我厌烦。”爸爸老不回来看他。他不想爸爸，每次打电话来只问学习成绩好不好，在电话里除了说好好学习，好像没有别的事，让他感到心烦。即使成绩没考好，他也不愿意和爸爸说。他想说的话，爸爸却不和他说。

一个母(父)亲能胜过一百个教师。留守儿童的父母多数关心的是子女的物质生活和学习成绩，而忽略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樊富珉认为，父母外出务工使留守儿童得到的关爱减少，而这些儿童正处在情感性格变化的转折时期，长期与父母的分离使他们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大多数孩子思念父母，消极情绪困扰着他们。

来自河南的刘先生说，他不是不想孩子，但孩子在城市读书太难——手续繁杂，还有难以负担的隐性收费。一想到摆个报摊一月才有2000多元收入，他只好作罢。

最新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我国2009年流动人口达到2.11亿人，其中14岁及以下儿童占20.8%。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副司长王谦认为，我国流动人口流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流动人口举家迁移比例上升，在流入地长期定居倾向明显。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源于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这主要是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造成的割裂，使农民工群体难以享受居住地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保障。而“以流入地为主”的方针，没有涉及义务教育经费如何随儿童的流动而转移，从而加剧了流入地政府的财政压力。

刘霞的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容易产生被拒绝感，表现为强烈的歧视知觉。而留守儿童主要面临的心理问题是情绪问题，具体表现为消极情绪的增加。

儿童时期正是一个人生理和心理发生转变和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确立的时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正奎对此很担心。他认为，如果无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权益，我们将迎来情感残缺、社会和家庭责任冷漠甚至充满反社会倾向的一代，从而使社会陷入大量的“无因由对立”和矛盾冲突的漩涡中，这将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不堪承受之重。

从各方面看，流动优于留守。应尽快建立合理的制度，确保农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成长

暑假来临，广州机场火车站“小候鸟”倍增。与春运返粤潮不同的是，来的多是3—14岁不等的留守儿童。他们许多人趁着假期来广州与打工的父母团聚。一名留守儿童说：“我希望和爸爸妈妈团聚，希望自己能留在爸爸妈妈身边，这样感觉就和其他孩子一样了。”

对比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浙江师范大学的王水珍和刘成斌认为，无论在身心健康、知识广度方面，还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流动优于留守。这意味着农民工子女选择流动，更能够促进其健康发展。社会各界投入更多关爱和支持，尽快建立合理的制度，确保农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成长。

杨东平提出，改善农民工子弟教育需要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一方面流入地政府有责任主动承担流动儿童的教育责任。同时，通过试点建立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教育券”的制度，流动儿童持券到城市学校就学，在省市之间集中兑换教育经费。城市则应建立市、区、镇三级政府分担的财政机制，使各级政府共同分担流动儿童的教育责任，为农民工子女接受平等的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

目前，留守儿童短期内大多还无法流动起来。有专家建议，在学校教育方面, 实行“代理家长制”，把留守孩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学校和教师给予特别关注。同时尽快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档案，共同对“留守儿童”的显性和隐性的心理压力进行疏导, 为他们提供倾诉的渠道，使他们心理障碍能够得到及时的疏通引导。

刘霞认为，从儿童一生的发展历程来看，流动和留守是暂时阶段，对儿童个体的影响效应也是阶段性的。环境弱势不等于儿童能力弱势， “处境不利”不等于“不正常”，处境不利下的儿童并非就是“问题儿童”。对于流动和留守儿童在发展指标上的相对弱势，应该放在更为宏观的环境背景下加以改善和提高。 本报记者　王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