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许多大城市面临人口膨胀难题,不断增加的外来人口使得土地、水源、环境、交通等资源不堪重负。为此,有人提出,应通过政策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以下简称“国研中心社会部”)发布的研究报告却认为,发达地区更有条件吸纳外来人口安家落户,以实现人口分布与经济集聚在空间上的协调。
近日,课题组组长、国研中心社会部副部长贡森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中国青年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由于聚集优质社会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使这些城市土地、环境、水资源难以承受。为什么你们却认为,大城市应该对外来人口更加开放?
贡森: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口集聚会越多,这是人口分布的基本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机会增加了,自然带来劳动力的集聚,区域消费水平也提高了,进而吸引更多的产业和人口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的贡献,但许多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态度却是矛盾的,需要他们劳动,却不希望他们分享发展成果。说白了,就是只要“人手”,不要“人口”。
实际上,经济发达地区现在的发展水平是与中央的倾斜政策分不开的;按照主体功能区划,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等经济发达地区,未来可能在土地、信贷、投资、财政和环保等方面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这些地区也应该承担更大的义务,帮助外来人口安家落户。
中国青年报:但是人们一般会认为,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地区对人口的容纳也是有限的。以北京市为例,从现在的人口增长趋势看,未来10年内,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将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国际上公认的不应突破的底线。
贡森:对于自然环境因素的讨论不是孤立的,而必须与一定的技术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状况相结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各种资源的流动性增强,自然资源的刚性约束被削弱了,耕地资源、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不再成为人口集聚的主要障碍,人口集聚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因素,其中经济因素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目前,我国人口正在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区域流动,人口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这表明,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是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决定因素。如果将水资源等自然要素的影响绝对化,多数东部发达地区水资源都超载了,人口都要外迁。显然,这与全国人口“孔雀东南飞”的普遍选择是不相符的。
实际上,按照国际上通用的综合性可持续指标来测量,我国发达地区的综合资源的人口承载力还有较大富余。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发达地区都以资源环境已经超载、社会环境变差作为托辞,不愿意吸纳外来人口。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又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可以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这是地方政府难以控制的。过去几个月,沿海地区普遍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青年报:现实情况是,许多大城市由于人口增多带来许多问题,如交通拥挤、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
贡森:不能将城市扩张中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人口增多,事实上许多问题是城市规划不科学,或公共服务不到位造成的。比如我国一些特大城市采取的“摊大饼”式的发展,服务机构、行政单位都集中在城市中心,而人们居住得越来越远,造成上班向心式地涨潮,下班离心式地退潮。而美国洛杉矶等组团式发展的城市,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拥挤的问题。我国应该借鉴这种“多中心、组团式”的发展策略,不搞集中式中心区,每个组团都有办公、购物、休闲和居住中心,各个组团互相独立存在,这样,整个城市交通也就顺畅了。
广东的东莞是一座向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城市,也是一座城乡一体的组团式城市。市直接管辖镇(街),中间不设县或县级区。组团式的城市空间构架构成了东莞的城市特色,既突出市中心区,又充分考虑各镇(街)的全面均衡推进。理性地讲,东莞这种组团式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可能是今后中国城市规划部门应该借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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