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特殊群体,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饥荒岁月”,70年代动荡不安的“文革时代”和“上山下乡”运动,80年代忠实地执行了“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90年代面临下岗再就业,如今却又遭遇“中年丧子”之痛
他们经受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还要面对养老缺乏保障的艰难前景。
“感觉自己像祥林嫂”
5月19日,邢芳在北京见到记者时,依然难以掩饰一脸的悲伤。
“随着‘六一’儿童节的临近,我现在特别想离开人世的儿子。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找一个特别空旷的地方,喊道:‘儿子,妈妈想你了’,‘妈妈没啥奢望了,你让我做个梦吧,这样让妈妈看看你就行了’”一谈起2000年因白血病而离开她的儿子,邢芳立刻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邢芳今年53岁了,然而,看上去,她要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上10岁。
她告诉记者,儿子走之前,怕她想他,就常叮嘱她说,“妈,你就当儿子去国外上学了,有出息了,忘本了,不再想自己妈妈了。你就这么想,就不会想我了。”
“我觉得自己像‘祥林嫂’,老想着自己的‘阿毛’。”她向记者苦笑道。
邢芳唯一的儿子曾是石家庄一中的优秀学生,在高考前夕,因病情加重而永远离开了她,使她饱尝了“中年丧子”之痛。
“我对儿子要求也比较严格,儿子也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非常优异,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特别喜欢他。”邢芳说,“但在2000年,孩子没有了,我觉得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变了。”
“我这人克制力还是挺强的,以前很少在别人面前掉眼泪。”她对记者强调,“我现在没有跟原来单位的同事再联系,就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也不想再联系,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里的那个痛。”
儿子离开的那年冬天,邢芳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有一天,邢芳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骑车的小伙子,背影特别像她的儿子,她就不由自主地一直跟着人家。
邢芳告诉记者,“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后来,老公就老跟着我,怕我出车祸。”
“其实,这事对我爱人的影响特别大。儿子走了以后,他就不知所措,情绪坏到了极点。没事就去喝酒,每次喝到很晚才回来。回来后,在我们院里又哭又闹。回家后,面对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自责,他总觉得自己对儿子付出的比较少,最后我们两个人抱头痛哭。”说着,邢芳再次泪流满面。
“我们这些人心里都有毛病,我知道我肯定也有毛病。至少有心理障碍,肯定有。”她神色黯然地说,“都已经快10年了,我天天加班,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地特别忙,尽量都不在家。不然,回到家里,看到熟悉的环境,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儿子。”
“如果不是想到死了以后,我的父母会多么伤心,真想自己跟着孩子一起离开。因为老人不管有两个或三个孩子,你毕竟还是他的孩子。这就是当时我能够活下来的唯一支撑。”说着,她的神情开始坚定起来。
“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
为了排遣心中的悲苦,邢芳很渴望找个“同命相怜”的姐妹倾诉一番。于是,她一有时间就在网上进行搜寻。
后来,邢芳在网络上搜到了重庆的独生子女“孤残家庭”的正式组织——“星缘联谊会”,及武汉的相关自助组织“连心家园联谊会”,多方努力和他们取得联系,并融入他们。
随后,她和两个联谊会中几个年龄相仿的姐妹组建了自己的“星星苑”QQ群。慢慢地,她认识了一批同她一样的兄弟姐妹。
在“星星苑”QQ群里,给邢芳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江苏镇江的大姐,叫张兴宪,1948年出生,是68届高中生,1969年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2师11团20连,是个老三届的知青。到1978年,10年的农场生涯结束回城时,这个张大姐已经年过30了。
和《于无声处》的那一部话剧惊人的相似,张大姐的爱人是个刚毕业的医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回城后,在不断地奔走努力下,平反了。他们结婚时,张大姐已是33岁,爱人也已38岁。
第二年,张大姐有了女儿,唯一的女儿庞倩。女儿聪明、乖巧,脸上永远是灿烂的笑容。在孩子的身上寄予了张大姐全部的希望,孩子也是她生命的全部。在历经多次坎坷、磨难之后,张大姐以为从此开始了幸福生活。
然而,命运却在捉弄人。庞倩大学毕业后,在厦门航空旅游集团工作的第三年,即2007年8月,噩耗传来:女儿病了,走了。
在厦门的医院,极度悲痛的张大姐一头往墙上撞去,是医院的护工把她救了下来,却落了头痛的“后遗症”。
从厦门回来后,家里女儿用过的东西,一次次地让他们“睹物思情,悲痛欲绝”。实在受不了,他们离开了原来的家,在另一个小区租了房子。那年,张大姐刚好60岁,爱人也已65岁了。
从那以后,两人生活的轨迹彻底改变。
他们再也没有去过一家大型的商场或超市。就在小区的小超市里购买一点必须的日用品,吃的是方便面、速冻水饺、汤圆等等。他们哪里还能有心情去切片、切丝,去炒、去炖啊。此时,食物不再是享受,仿佛只是为了维持生命。
老两口常常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以前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女儿,最重要的话题也是女儿。而现在想说,不能说,谁也不愿意去触及心中那个巨大的痛。后来,他们都落下了严重的失眠症,常常睁着眼等待天亮。偶尔睡着了,也常常被噩梦惊醒。
就这样,他们煎熬了几百个日日夜夜。张大姐的身体每况愈下,得了乳腺癌,可是她坚决不愿意去做手术。
张大姐说,她不是怕开刀,是怕见到病房里别人儿女绕床的情景,她会受不了。她更怕病友问起孩子的情况,因为到他们这个岁数的人,见面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孩子。最后,张大姐爱人向医院说明情况,医院给了一个单间,张大姐做了乳房切除手术。
和许多“同命妈妈”不一样的是,张大姐遭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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