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堂给胡耀邦同志信中写的“晚婚加间隔”的办法是可行的

解说：冯才山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前几年退休，一直是基层干部，从乡团委书记到县计生局主任，计划生育一直是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家人形容他是老式的“毛式干部”，执行国家政策一丝不苟。

冯才山：反正就是政策面前人人平等，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是既要得到利益，但是你也要承担你的义务，承担你的责任，所以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国家就提出来，明确规定，要推行计划生育，就是你同意的，你要实行计划生育，你不同意的，就推着你，也得实行计划生育。

解说：在翼城县一个村子的路口，我们看到了一块铁皮标语，被当地人称为“国策门”，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它立在县里最繁华的地方，领导来视察时还得到了表扬。

冯才山：这边写的是“村民干部细算人均多与少”，那边是“糊涂干部单位产量高与低”，那边那个写的是“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这边是“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

解说：一个村子至少要刷六条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大喇叭广播、干部入户宣传，这是当时翼城县的要求。不过，“一胎化”是喊得震天，整个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都没有低于过2.2，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并且她们并不放弃继续生孩子。

冯才山：我们工作确确实实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老百姓不管你咋讲，他不认可你这种方法，也就是说表面上是一胎化，实际上是生了一孩的就上了环，她最终还是生了两个孩子，它把不是永久性的节育措施。要不是有些人总结了，说那个阶段是，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得罪，结果孩子也没少生。

解说：冯才山没有想到，1985年，全县计生人员正费劲心力控制人口增长呢，来了一位专家，希望在这里试点“二胎制”。

解说：希望在翼城试点“二胎制”的专家叫梁中堂，时任山西生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在1984年春天，他曾给国家领导寄了一份报告，提出允许有条件地生两胎，也可以实现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

梁中堂：写给胡耀邦的，后来在自然人口学界呀，计划生育部门，他们熟悉，他否决了。但是否决了里边还有一个概念，讲这个道理，就把我那报告拿出来和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寅通他们一块儿计算了一下，看看行不行。他们计算了，确实大致我讲的是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又给中央，给赵紫阳写报告，认为推行梁中堂给耀邦同志信中这种“晚婚加间隔”的办法是可行的。这样才引来赵紫阳、胡耀邦对这个问题的批示。

梁中堂的试点让他很惶恐

解说：梁中堂的建议得到了高层的肯定，但是这个政策却迟迟不见放到实践中去，毕竟更多部门对“晚婚晚育加间隔”、允许生二胎的做法表示怀疑。梁中堂再次给中央写报告，希望能够申请做试点，并亲自指导。

梁中堂：同意做试点的报告给了国家计生委，国家计生委批示“同意”以后，让我和山西计生委的同志一起商量，当时我是山西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顾问，我们一起研究去哪里做。我当时提出了一定要是北方地区的农业县，中国它有代表性。第二个就是人口底子相对清楚一些，这样有利于对数据的分析。第三个就是地方自己有积极性，人家愿意做，不是被动地去做这个事。根据当时的计生委主任，他的意见，对于翼城县它的基础比较好，放到翼城去。

解说：梁中堂选中了翼城。此时，经过艰难的工作，翼城已经是“一胎化”政策红旗县，冯才山也刚刚从县计生局副主任升为主任，梁中堂的试点让他很惶恐。

冯才山：提升主任以后到县城开会，去了以后说是计划生育会，我们当时的主导思想肯定这个计划生育是从严从紧，这次肯定还是下达任务，因为提前没消息嘛，没信息，结果一开会，副县长一主持，梁中堂一讲，我们要允许农民生两孩，当时我这个耳朵一听，是不是听错了，再确认一下，就是，他说要搞试点，要允许农民生两胎，当时我这个作为乡镇级领导就有一个思想顾虑，说一胎化，从严从紧都控制不了了，你还要让生两胎，你让生两胎的话他很可能给你生三胎生四胎，那就没法控制了。

解说：翼城县领导在争议之后接受了梁中堂的试点想法，1985年7月，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这一政策迅速传遍翼城各乡镇。

冯翠玲：再说农村毕竟是农村，总是想生二胎的，有这种思想，但是不让生，咱也没有办法，允许了咱就赶紧生一个。

曾子墨：就是想生第二个，还是说想生个儿子？

冯翠玲：要是说起来，肯定是想生个儿子，这生不下儿子也行，只要是两个就行了。

解说：冯翠玲的第二个女儿1986年就出生了，和大女儿相差7岁。张爱萍也是在得知这一政策后，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张爱萍：当时我婆婆说，你又是女儿，我说女儿就女儿，女儿还不要了，当时咱是乡计生委主任，还不是没有生下来以前，人家说，爱萍，不管是生女儿还是小子，你第一个做手术，我说不管是小子还是女儿我都是第一个做，我就是干这个以后还要做别人工作呢，我这工作做不通，我这以后“双女户”做的就不少了。

计生员对强制流产同村人都挺难过

解说：此前虽然是“一胎制”，但为了不激化矛盾，干部们也默许了偷偷生育第二胎的家庭，甚至还有20%的多胎家庭，试行这一政策后，翼城县的计生要求也严格起来。

冯才山：最开始先是把好三关，晚婚晚育关，二胎间隔时间关，杜绝多胎关，怎么把呢，一个是先下达人口计划，我算了，根据你这个村的人口数量、育龄夫妇情况，你每年每年，你哪个人应该生，谁该生，谁早生，谁迟生，有个表，有个张榜公布。大家都了如指掌，这个都很清楚。

车月莲：我们以前弄这个卡片，是上环了，还是结扎了，写得很清楚。

解说：在车月莲保留的文件里，还有那时的统计表。女性23岁以后才能结婚，生育要提前领证，第一胎后上环，第二胎在27岁申报，30岁以后生完要结扎，这是“二胎制”试点后翼城县在实际操作中的硬性规定。

解说：后来，婚育年龄和生育间隔都有所放宽，但是怎样实现这些规定呢？

车月莲：先是广播，大会开，小会讲，喇叭里广播，黑板报上写，发宣传材料，然后逐户逐户和育龄妇女订合同，我们那个家原来订的合同还在。

曾子墨：订合同，合同上是怎么写的？

车月莲：合同就是说，比如你是2002年生的一胎，你必须是按你的年龄必须在2006年你才能生二胎，合同到时候就给你发了，说你到2002年允许你生二胎，如果你在2002年以前生了，要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罚多少钱，就是这样。

解说：除了宣传以外，在那个流行“承包”的年代，南梁镇还制定了村计生组“承包到户”的政策。当时西贺水村1090口人，计生组承包费是1300元。在他们的负责范围内，出现一个早婚扣掉100元，一个一胎不够年龄的或者生育间隔不够的也扣100元，一户生下三胎则扣500元。当然，当事人自己罚得更重一点。

车月莲：可是当时一定合同回来以后，我们把那个育龄妇女一家一家的细细一摸底，哟，光这“二孩”，九个不够间隔的，这怎么办？再一个是，其中有我的一个侄儿媳妇，她是“一孩”，因为她家，她父亲得白血症，害怕去世了，见不上媳妇，先把媳妇娶了，娶了以后她不够23周岁就怀孕了，村里人说，就看她，她能把她侄儿媳妇怎么样，她能让流了产，咱们全部都流产，她要把她做不通，我们都不干。

解说：最终，车月莲的侄儿媳妇还是做了流产。经济惩罚同村人或者强制流产，计生员都挺难过，所以他们更加重视“预防”。所谓预防就是“上环”或做“绝育手术”。

车月莲：当时也是好容易做通了一个工作，自行车把人家带上，到咱们乡镇，这一路，土路，咯噔咯噔把人家带去。

曾子墨：你带去的？

车月莲：带去以后给人家进行手术，手术完了以后，然后再把人家带回来，送到人家家里，送到家里这几天，还得到家里经常去回访，给人拿点东西，看看人家，再一个是安慰安慰，我那几年，那可是的确是下工夫干呢。

解说：1989年，翼城县人口出生率为21.65‰，明显低于普遍实行“一胎化”的临汾地区平均出生率25.88‰，和全国平均人口出生率相当。并且，根据1990年的统计，翼城县的新生儿性别比都好于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