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于学军司长在今天举行的“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论坛”表示，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推力、拉力、阻力的多重力量作用下，亦工亦农，徘徊不定，不得不漂流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数量庞大。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人户分离人口为14439万，其中，跨省流动4242万人。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

另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农村总劳动力资源为5.31亿人，其中外出从业劳动力1.32亿人，男劳动力8434万人，占总量的64%，女劳动力4747万人，占总量的36%。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2007年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登记的暂住人口突破了1亿，达到了10441万。其中，男性6030万，占总量的58％，女性4411万，占总量的42％。

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人口计生委开始试验统计流动人口有关信息，2007年开始正式统计。统计结果是：2007年，全国流动育龄妇女总量为5599.5万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为3162.1万人，跨省流动育龄妇女占56％，总数为3135.4万人；省内流动育龄妇女占44％，总数为2464.1万人。

从上述统计信息看，尽管统计口径不一致，但是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是明确的。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几百万人，到1984年的2000万，又到1995年的8000万，再到目前的1.5亿左右。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今后流动人口还会继续增长。按着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划，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的水平，即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8亿增加到8.5亿，净增加2.7亿，每年平均增加2200万左右。

流动人口分布集聚。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跨乡流动6个月以上的人口总量居前10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辽宁、四川、北京、河北。这10个省市区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大约63.3％。

2007年跨省流入育龄妇女数量居全国前六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北京。上述6省（市）跨省流入育龄妇女之和为2119.8万人，占全国总数的80.3%。

跨省流出育龄妇女数量居全国前六位的省份依次为:安徽、四川、湖北、河南、湖南、江西。上述6省跨省流出育龄妇女之和为2092.8万人，占全国总数的66.7%。

流动人口的主体是育龄青壮年。年龄集聚，结构轻。在流动人口中，“80后”、“90后”是主体。15－30岁占70％，35岁以下占80％。以此推算，在全国1.4亿流动人口中，15－30岁的大约为有1亿，35岁以下的大约为1.12亿。近年来，流动已婚育龄妇女比例逐年提高，已接近流动人口的30％。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处在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口，他们对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有巨大的需求，要求我们关注他们的性和生殖健康需求、管理和服务，是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管理和服务的重点目标人群。

流动人口以务工经商为主。人口流动的原因有多种，普查结果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跨省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务工经商又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其中农民工是主体，占80以上。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在全部跨省流动人口中，79.0％是以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分配录用等经济原因为主，只有21.0％是由于婚嫁、随迁家属、投亲靠友等生活原因造成的流动。同样，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因为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分配录用而流动的占74.73％。而据公安部的统计，从事务工、务农、经商和服务的暂住人口占87.97％。因此，流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为生存和发展，绝不是“盲流”，也不是“超生游击队”。

流动人口开始呈现出“不流动”现象。跨省流出的时间逐渐加长。从下表中可以看到，多数跨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在一年以上，成为流入地的常住人口，仅有三分之一在流入地居住不满一年。许多流动人口已经不再频繁流动，而是逐步融入居住地，成为现居住地常住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的第二代，不认为自己是流动人口，有的甚至没有回过户籍地，不了解家乡的情况，完全与现居住地的文化融合。这就要求政府在各项工作中，充分考虑到这部分人的情况。

对比1990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后发现，在有流动人口的家庭户中，户主与配偶均为流动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0年的46.06％。这说明，近年来，流动人口举家迁居城市或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流入地的“新居民”。流动的人口已经不再频繁流动，越来越多的农民逐步脱离农业，逐步融入居住地，成为现居住地常住人口。因此，政府对这部分人不能视而不见，而应该一视同仁，才可能避免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城市病”。

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水平亟待提高。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与城里人相比，他们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生活条件、保健意识等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流动人口也是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感染和传播的重点人群。近年来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育龄妇女住院分娩、婚前检查、妇女病普查率均低于户籍人口，而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则高于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是性病和艾滋病的易感和高发人群。因此，如何向流动人口提供有效的生殖健康服务成为目前有关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流动人口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流动人口大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形成低层次经济圈和生活链。由于现有户籍制度与城市各项政策的影响,即便在同一区域中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也形成相对隔离的两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社会交往上形成两个互不相同的体系,造成心理与文化上的隔离与互不认同。所以，如何增强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促进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融合就成为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关键。此外，流动人口以非正规就业为主，收入偏低。与城市非农业户籍的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一般是在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无医疗保险、无社会保障、无升迁机会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在某种程度上说，流动人口是弱势群体，需要特殊的保护。

流动人口中的“三留守”现象突出。农村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留在农村的多数是妇女、孩子和老人，形成了特殊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现象。留守的父母缺少依赖，留守的孩子缺少关怀，留守的配偶缺少情爱，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突出问题。此外，一些有水平、有头脑、有能力的青壮年人口纷纷外出打工，谋求发展，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大量的农民外出，使得土地荒芜现象严重，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我们在强调流入地管理和服务的同时，流出地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也有重大责任。

以上仅仅从一些方面讨论了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流动人口在其他方面，例如，文化、心理、性格、习惯、网络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在此不一一讨论。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民工潮”至今已20多年了。人口流动加速了信息流、资金流、文化流的传递，沟通了城乡社会经济联系，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规模由小到大，由个人流动到家庭流动，由短期流动到长期流动，由近距离流动到跨省流动，不断改变的人口流动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同的人口、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现象和问题，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制度框架，对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