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改变中国。从宏观上看，它改变了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从微观上看，它改变了社会每一个细胞的结构，改变了中国人的家庭模式，改变了新一代人的身心成长、精神面貌，从而在最本质上改变了民族的现在和未来。迄今为止，对这一政策所带来的综合影响，还没有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可以肯定的一点事实是，它已经让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避免了灾难性的“人口爆炸”。

前天，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中有两个数字最为引人关注:其一，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左右；其二，本世纪40年代后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3亿人。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是底层男性结婚难，将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比例不断提高，给“未富先老”的中国，给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中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不止以上两个:人口文化素质、劳动技能水平、出生缺陷率、城乡分布、人口流动——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并且已经威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例如人口素质和人口劳动技能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更为直接的，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连续出现“技能民工荒”；例如人口性别比失调，因此，必须以更迫切的心态、更严正的关注，去面对、去解决。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不久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等机构在北京举行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会议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历经30多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客观总结。

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人口状况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被判断为人口数量问题，因此，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就是控制人口数量，而计划生育政策也被普遍简化误解为“独生子女”政策。但是，随着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人口状况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复杂。

基于上述客观存在的变迁，中国的人口政策也正面临重要转折。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11月30日，由胡锦涛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指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必须由单纯控制数量为主向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工作方式必须由行政制约为主向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综合施治转变，着重抓好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重点任务。会议中提出的两个“转变”引人注意，它很可能带来1973年以来最重要的人口政策调整。

显而易见，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中国人口政策的基础。但是，在连续性的基础上，转变更值得关注。从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全面改善人口状况转变，这目标是美好而完善的，但是行动也必将是艰难的。例如，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是，在人口寿命普遍延长的客观事实之下，低生育率几乎必然地带来人口老龄化。这一状况刚好与前一阶段的“人口红利”相对应:出生率低，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口少，劳动人口承担的负担小，社会财富得以累计，人们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出生率低，几十年后的劳动人口减少，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多，社会负担明显加重，如果社会财富积累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赡养任务，那便是“未富先老”的社会难题。

实际上，一个“综合治理”的政策就是要处理各种矛盾、这也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因此，综合治理的人口政策的执行难度一定很大，它不可能像当初以行政手段控制人口数量那样快速见效，但是若能以耐心和诚意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若能勇敢地辨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若能够抛开成见抓大放小，那么，一个综合治理的人口政策，也一定可以带来一个人口状况全面改善的效果，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来更深刻、更长远、更值得期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