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进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进，在可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将长时间保持不变，不再能够回头。

2006年12月份的北京媒体，同时报道了首都人口与发展论坛关于北京市近年来人口形势的一些分析。据有关机构调查发现，与1990年相比，北京35岁以下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已明显降低，1990年一半的育龄女性在25岁时就有孩子了，目前这一年龄已提高到28岁；而在35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中35岁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1990年时的4.08%上升到今天的11.79%；另外，在允许生二胎的独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

这些数据无疑表明北京市居民的生育文化，在最近十余年间又向不愿生育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北京的情况又是整个中国、特别是中国那些大城市的一个缩影，如今上海、广州和北京这些地方，人口出生率都已在1.0左右徘徊，居低不上。

人口出生率和生育意愿下降，不愿多生孩子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其实又非中国一家，而有着世界一般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一段时间的人口增长后，又重新出现人口低增长甚至停滞现象，而到21世纪初的现在，这种人口出生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现象，已经蔓延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无论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皆是如此。就连一向认为高出生率的非洲和穆斯林社会也不例外。印度、伊朗和埃及这些在人们印象中生育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实与20年前相比，其生育水平都已明显在下降，印度目前总和出生率为2.3，只比美国略高，伊朗目前大约只有1.8左右，竟然比美国还低。遥想20年前，这些国家的总出生率，都还在5—6的高水平，短短时间内的巨大变化，令人难以想象。

从长远来看，决定人口能否增长的，还是要看人口出生率。在世界性地出现出生率下降的现象后，现在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已转向另外一个：那就是出生率的回升，是否还有可能？

根据以往经验和种种研究，许多人已经得出悲观结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负增长问题，将带有长期性，不太可能人为逆转。回顾历史，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多从19世纪末就已开始下降，而法国更“一枝独秀”，在19世纪前半期就已率先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早在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们便开始重视出生率下降问题的研究。法国人普莱将法国生育减退的原因归于法国独特的遗产分割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时法国人杜蒙则提出了社会毛细血管现象说；而德国的布伦塔和蒙伯特则提出了福利说；此外还有勒鲁瓦。博列和贝蒂龙的文明说等，不一而足。

而据日本学者大渊宽和森冈仁归纳，这些生育减退理论又都可列举各种要因，如：廉价而安全、方便的避孕方法的普及；女性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教育的义务化与子女的经济价值下降；人口社会流动性的增大；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女性增多与生育、育儿机会成本的增加；支持多育思想的宗教信念的下降；对传统行为规范的继承起阻碍作用的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老龄保障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婴儿死亡率的持续下降；等等。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大都随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研究者普遍认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减少，是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随着它们的推进，人类生育环境发生了深刻转变，促使人们的生育意愿不断降低。这一结论尽管不是金科玉律，但它却给我们观察人口出生率问题，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客观依据。

在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一些国家在经历出生率下降现象后，又曾因为各种原因而产生过出生率的回升。

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就普遍经历过人口出生率的回升。然而，在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上，这种经历重现的几率，已经极其微小。原因在于，那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还并不是决定性的，在各国人口中，农村人口还占有主要地位。但今天发达国家都早已完成工业化，人口绝大多数已生活在城市，而发展中国家也大多步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这与以往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随女权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女性解放的幅度，也完全为往昔所不可比拟。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物质性生活样态的急剧改变，也已导致全球各地普遍性的生育能力降低。更遑论鼓励生育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已遭到极大削弱。如上种种，都使人类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进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进，在可见的未来，这一趋势将长时间保持不变，不再能够回头。（程亚文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