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贫困，“留守儿童”过早地体会到生活的辛酸和物质匮乏的压力。他们只能孤独寂寞地成长，享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和亲情。更现实一点儿，他们根本看不到知识将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学习成绩的好坏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想读书吗？”

“不想。”

“那你想干啥？”

“学功夫，挣钱。”

面前这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叫严鹏，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镇人，14岁，在镇中学念初一。自从父母1999年去广东东莞打工，他就一直和77岁的奶奶一起生活，是一名“留守儿童”。

严鹏并不想读大学，因为“成绩不好”——学功夫、当警察、挣大钱，这才是他的梦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严鹏这样的“留守儿童”当中，有着类似理想，认为“读书没用”的还有很多。

“留守儿童”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其中80%左右是农民工)在户籍地以外谋生时，把其未成年的子女留置在户籍地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具体而言，是指与父母双方或一方分离并“留守”在农村的少年儿童。根据国家统计局估计，目前全国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人数约有1000万人。

根据湖南省2004年年底的统计，该省农村人口为4320.02万，占总人口的64.5%。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一些农民就开始外出务工经商。据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数字显示，2002年，全省农民工为525万人，其中，到省外务工的占82%。2003年，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增加到736万人，2004年更是达到829.1万人，三年内增长了63.3%。

在成为全国劳务输出大省的同时，湖南省也相应地形成了规模达到数百万的“留守儿童”群体。该省曾有学校做过调查，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的儿童，约占在校学生总数的60%，其中父母同时外出的超过一半，并且呈增长趋势。

2005年8月，共青团湖南省委发起了一次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调查。该调查由团省委书记吴奇修牵头组成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选取了湘北、湘中、湘南、湘西的8个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县(市)的16个乡镇，对“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访问，并对部分监护人和学校老师进行了深度访谈。

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996份，内容涉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行为发展、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区环境、同辈群体等问题。近日，记者拿到了这份刚刚完成的调查报告。

对他们来说，“知识改变命运”就是一句空话

除了家庭经济压力得到缓解之外，父母出外打工给“留守儿童”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恐怕连这些家长自己都没有料到——看到没上过什么学的父辈照样能在外打工挣钱，留在农村的孩子们开始觉得“这书读不读也没啥区别”。

对他们来说，“知识改变命运”就是一句空话。

不久前，永兴县某中学一名女生擅自逃学，跑到长沙打工，还通过电话叫班上的三个女同学也一起去。面对老师的责问，她回答得很干脆：“反正读完书也是打工，还不如早点儿出去。”

调查发现，部分“留守儿童”已经陷入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他们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高，纪律涣散。只有33.6%的“留守儿童”目前最大的愿望是“提高学习成绩”，还有51.7%的人初中毕业后就打算“外出打工”和“做生意”。

至于学习成绩，本次调查中，认为自己“信心不足”和“没有信心”的“留守儿童”约占1／3，另有35.1%的人感觉自己在学习方面信心十足。然而学校老师和监护人却一致认为，“留守儿童”普遍成绩较差。

数据显示，有63.9%的“留守儿童”认为学习中最大的困难是“无人辅导”。研究人员发现，多数“留守儿童”较少受到老师的关注和器重，而监护人一般又没有辅导孩子学习的能力。面对学习上的困难，不少“留守儿童”采取消极的态度，甚至是自暴自弃，陷入恶性循环。

研究人员分析说，外出务工人员多的地区，多为老少边山穷地区，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硬件设施滞后，师资力量缺乏。在正常的教育管理之外，学校难以对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进行特别监管。由于缺乏全方位的监管引导，“留守儿童”极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加上思念父母、担心受歧视等心理障碍，缺乏学习自觉性、上进心和自制力。还有极少数教师对他们缺乏耐心，施以责骂、挖苦、体罚等不当手段，致使他们对学校失去信任，逃学、辍学，过早流向社会。

团湖南省委一位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认为，与同龄的城市孩子相比，“留守儿童”显得早熟。“由于贫困，‘留守儿童’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辛酸和物质匮乏的压力。他们只能孤独寂寞地成长，享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和亲情。更现实一点儿，他们根本看不到知识将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学习成绩的好坏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父母外出打工时间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

与他们的“读书无用论”给成年人带来的震撼相比，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更让人心痛。今年5月上旬，记者随同调查人员到岳阳市几处农村采访时，对此有了切身的感受。

严飘，13岁，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万庾中学初一学生。她的父亲1998年因肺癌去世，从此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妈妈迫不得已去东莞打工，至今已有4年。平日里，严飘由73岁的奶奶带着住在伯伯家。奶奶告诉记者，自打4年前严飘的妈妈去了东莞，她就变得越来越内向了，平时和奶奶、伯伯也不大说话，几乎没什么交流。偶尔接到妈妈打回来的电话，严飘也不怎么多讲话，常常是母女俩抱着电话哭成一团。

在万庾中学，记者通过学校广播找到了严飘——一个看上去清秀文静的小姑娘。坐在办公室里，她一直低着头，局促不安地绞着手指。没说几句话，她就红了眼圈儿，泪珠直往下掉。在随后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除了点头和摇头之外，她几乎没有开过口。

随行的团县委负责人说，像严飘这样极为内向的“留守儿童”毕竟是少数，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再加上经济条件差、生活环境不好等方面的影响，“留守儿童”承受着几倍于同龄人的心理压力。他们普遍存在孤僻、胆小等性格特点，容易出现偏执、冷漠、自私等不良人格特征，并且诱发一些心理和情感问题。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团湖南省委的调查小组还特意做了一个专项调查。他们在8个县(市)的留守的初中生中随机抽取了666人(其中男生285人，女生381人)，作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分析的测试对象。

这一专项调查显示，57%的留守中学生存在轻微或轻微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轻度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47.7%，中度为9.0%，重度为0.3%。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还发现，这些留守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往往与父母的打工年限有关，时间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

调查员在华容县某村见到了一名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留守儿童”。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孩子见到调查员撒腿就跑。调查员一直跟到他家里，他竟一下子钻到床底下，说什么都不出来。双方僵持了近半小时，最后调查也没能进行。

这样的故事在调查中并不少见。宜章县某村一名留守的初三女生，把自己反锁在家，不去上学，并声称要去寻短见——原因是她不喜欢学校老师到家里“找爷爷奶奶了解情况”。还有涟源市某村的一名初中生，十几年来父母一直在外打工，最近才回来。长期以来，他从来不喊“爸爸”、“妈妈”，只有向父母要钱的时候才会和他们说句话。

调查报告认为，“留守儿童”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生活中有了委屈却没有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久而久之，其人格表现或是攻击性较强，或是偏向抑郁。

突发性事件中，“留守儿童”几乎没有自救能力

调查中，最让家长和监护人觉得头疼的问题，就是“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2005年,在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的“5·31”特大洪灾中，有12名儿童死亡，其中的11个都是“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和教育，“留守儿童”对突发性事件几乎没有应变和自救的能力。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一户“留守儿童”家门前有一个大水塘，油绿色的浮萍完全遮盖了水面，完全看不到水有多深。为了防止孩子下塘玩水发生危险，一到暑假，孩子的爷爷就带着他一起到地里去。爷爷在地里干活，孩子在田头撑把伞写作业。

像这样能得到祖辈有效监护的“留守儿童”并不多。调查报告认为，“留守儿童”自身在生理上没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心理上也缺乏防范意识，容易受到侵害，或者“学坏”。另外，由于大多数主要劳动力外出，一些不法分子往往趁机对“留守儿童”家庭实施不法侵害。调查所涉及的16个乡镇中，有13个乡镇的农民向调查员反映了这方面的事例，包括入室盗窃时打伤“留守儿童”，对“留守女童”进行猥亵、骗诱，企图拐卖“留守男童”等。

除了这些来自外部的伤害之外，部分“留守儿童”还面临着另一种“危险”——离家出走。“他们的父母都在城里打工，再加上城市生活的诱惑，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选择离家出走的危险方式。”一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糟糕的是，这些孩子在农村缺少管理和控制，这更加大了他们出走的可能性。”

针对“留守儿童”群体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研究人员分析说，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这也势必产生同样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

他认为，对每一个做父母的人来说，天经地义的义务和职责是，一方面，为子女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应该给子女以父母亲情和家庭温暖，使其在情感、道德、行为、心理等方面健康发展。但是，在绝大多数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家庭里，这两个职责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

而这，已经是关系到数以千万计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的大问题了。

(据中国青年报；杨诗琪 洪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