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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调查：城乡两端都处于边缘状态
关键词： 中央一号文件 城乡二元结构 农民工 80后 90后 农民 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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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的提法,用来形容“80后”、“90后”进城务工的人员。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逐渐登上城市这个舞台。
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同时,处在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
梁忠良的办公场所,有点憋屈地附着在一座高大厂房的墙根底下,对面是同样高大的供暖中心锅炉房和耸立的大烟囱。一排矮小而狭长的铁皮房子就夹在两座厂房的缝隙间。门前散乱地停着几辆大大小小的电动三轮车。
5月11日上午,10点刚过,天上断断续续飘起雨丝,北京城北边这片小空地的光线愈加暗淡。
皮肤黝黑的梁忠良接到记者电话,穿着深蓝色工作服,别着腰包,从铁皮房子里钻出来,像一个刚从井下上来的矿工——只有额头的反光和牙齿是白的。
这与他的职业有关。自2003年来到北京,梁忠良已经在快递行业干了10年。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从仓管员到派件员,从“跑腿的”到如今“底下有6个兄弟”的小头目。
北京是一个庞然大物。10年里,梁忠良一直这么觉得。他感觉到自己一直在朝它靠近,但却从未想过,要在这里留下来。
更确切地说,是“从未敢想”。
在这座特大城市每一个细碎的缝隙和角落里,布满了像梁忠良这样的新生代底层农民工。“80后”、“90后”的年龄和相比父辈所接受过的更多的教育,本应让他们带着理想心高气傲；与土地和农事的疏离,也本应早让他们厌倦了自己身上“农民”的标签,但当面对这个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庞然大物时,他们却变得卑微如尘埃。
留在北京?
“是的,那是一个梦,但只是一个梦。”
弃学进京
因为家里穷,梁忠良的学,只上到了初二。那年他15岁。比他大4岁的哥哥则早已弃学多年。
“不想看父亲和哥哥那么辛苦。”梁忠良告诉记者,他当时的成绩并不差,只是想早些出来分担家庭负担。
在家里打了一年多零工后,2003年夏天,梁忠良跟着哥哥南下北京。
从内蒙古东部城市乌兰浩特到北京,只有K1190一趟列车,晚上8点发车,第二天下午3点到达。梁忠良兄弟俩坐了19个小时硬座,正式开始了在北京的“南漂”生涯。
尽管只有17岁,但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梁忠良顺利进入了北郊一家大型快递公司,在仓库里搬卸货物。
“童工?那时候哪有人在意这些。”梁忠良说,只是瘦小的身板还在提醒着自己年龄的问题。“货很沉,常常搬不动。”而这个问题,除了他自己,没有人会在意。
他干得比任何一个同事都卖力。“有时候一干就是18个小时,冬天外面很冷,我们却热火朝天,歇下来的时候,衣服里面的汗全结冰了,我也没觉得冷。”梁忠良回忆,第一个月的努力,他拿到的工资是1120元。
梁忠良这一干就是7年。7年里,他没有逛过北京的任何景点,也没有正经回家过过一次年。“过年加班工资多一些,火车也挤,所以一般都是人家过完年以后,我再回家一趟。”
在这期间,梁忠良因工作表现好,被升任为一个分站的主管,工资从最初的1000多元,涨到了2800元。
一夜失业
2009年,梁忠良此时已是所在快递公司驻北京西站的货物主管。而这也是他与这家公司分道扬镳之地。
这一年的一天,有客户从重庆发来6包手机,每包中有7箱。梁忠良负责在北京西站提货。然而最终送到公司后,负责人却称,对方发来的是7包,现在少了1包,要求梁忠良负责。
尽管最终决定对梁忠良的处罚仅是100元的罚款,但这却激起了他的去意。“不是钱的问题,关键是我没错,为什么要受处罚?”他觉得没意思,向领导提出辞职,于2010年3月正式离开公司。
休息了两个月,梁忠良进入另一家快递公司。最初的工作还是在库房搬卸货物,3个月后他成为班长；7个月后他凭借此前7年的库房操作经验,成为这家快递公司的库房主管；又3个月后他被派往一个直营厅当经理。
“名头都挺响,实际上就那样。我当经理的时候,那里就我们俩人,都是干活的。最多的时候工资也就4000多块钱。”梁忠良憨笑着解释。
仅1个半月后,因为公司人事变动,他又被调回公司网络部担任片区经理；又1个月后,他回到库房当副经理。
时间已经走到了2012年春节。梁忠良依旧选择留在公司里值班,他要调出一个较长的假期来,因为过完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和在安徽的女友去订婚。
梁忠良离开了8天。他回到北京的时候,是今年3月的一个凌晨。而这个凌晨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领导深夜打电话,说出事了,让我把库房里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地方。”梁忠良没弄明白,直到到了公司以后,他才被同事告知:公司倒闭了。
一晚上,梁忠良所在的公司人去楼空。他这个“副经理”也净身出户,原先欠着的两个月工资,只拿到一半。
落空的梦
雨停了,梁忠良和记者坐在门前的水泥墩子上,点燃了一支烟。他指了指眼前的这个小铁皮房:“现在这个公司是个国企底下的,应该会更有保障一些。”
他接了女朋友打来的电话,吵了一架。他的女友在顺义区的一家工厂里打工,房子也租在那儿。原本约好今天要回去一趟,但因为领导要来检查而临时取消。
从北四环的这个办公点,到顺义区的住处,只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但是由于梁忠良每天早上6点就要负责接货,每个星期只能回去一次。
他不喜欢抱怨工作。对于倒闭了的前东家他没有怨言,对现在这份每月能拿到4000多块钱的工作更是颇为满意。
对于记者提出的关于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梁忠良说他之前所遇到的大部分公司都没有,而他和他的同事也不在乎。“我们这一层级的人,就是卖力干活,很多都是临时工,干多少拿多少,没人管这些,也没有哪个单位会管我们这些。”
然而谈及对所在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梁忠良却一口定调:“很不满意。”他吸了一口烟,细数起来:“交通设施好,但是却老堵车；生活水平高,但我们的工资低；房地产发达,但是房子贵。”
“没有安全感。”他又总结了一句。
“想过回老家去吗?”记者问。
“年轻人在那没发展,回去没啥意思。”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那想过留在北京吗?”记者又问。
“没想过。”他笑了笑,改口说,“不敢想。”
这是几天里,记者接触的10余名新生代农民工几乎一致的回答。一个90后的男孩,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每个月拿着1000元不到的工资,他告诉记者,留在北京曾经是他的梦想,但待了一阵以后,他明白“这只是一个梦”。
记者站起身准备离开。一个男子站在大厂房的墙根下解手,梁忠良和他嘻骂了几句粗话,也凑过去,一边解手,一边回头和记者道别。
他们就这样,在这个文明的大城市里,野蛮而卑微地生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