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2016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成为美国第58届总统。与此前媒体、民调、专家和舆论一边倒地预测希拉里当选相反，最终的结果却是为大众所支持的特朗普上台。美国精英界被这一结果搞得晕头转向，接下来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特朗普变局”。美国到底怎么了？它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将意味着怎么？所有这一切问题纷至沓来，都需要人们迅速做出回答。
民调的失灵
民意如流水，民调如探针。自从民调机构在20世纪被发明之后，民调就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不仅在美国大选中引导舆论，甚至在公共政策讨论和商业中呼风唤雨。然而，在此次美国大选问题上，无论是独立民调机构，还是媒体开展的民调结果，都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和民调机构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预测一样，民调在特朗普当选问题上更是一起哑火，直到美国选民走出投票站之后的11月8日，民调还众口一词地认为希拉里将当选。然而，美国选民用选票教训了自以为是的民调机构，让人们再次看清了民调结果的失灵。
尽管有学者已经开始分析传统民调方法的落伍，但民调过于偏重大城市的做法的确不能反映美国政治的全部。由于大多数民调机构都坐落在美国两洋的大城市，其对东海岸和西海岸选民的投票倾向预测还是准确的，那里都是希拉里的大票仓。然而，对于那些中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很多选民不仅厌恶被采访，甚至连民调机构接触就很难接触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传统上参与投票的都是一些社会的中上层，民调机构很容易在城市里找到他们，即便生活在郊区，也能够通过电话银行、直邮、电子邮件等找到他们。此次美国大选的关键是，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下层开始涌入投票站，他们有的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居无定所，民调机构很难找到他们，使得他们的已经无法反映到民调结果之中，导致“民调的多数”可能沦为“社会的少数”，以往被民调结果忽视的“沉默的大多数”却成为投票站的主力，这样的结果岂是民调所能主导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调的失灵不是民调方法的失败，而是美国民调制度的失败，只要此种民调制度不改变，民调结果的“黑天鹅现象”会一个个地聚焦了“黑天鹅湖”！
媒体的失偏
美国媒体历来自诩为“无冕之王”，一直以标榜自己客观、中立和不偏不倚的新闻职业精神。然而，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主流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据美国加州大学等所做的统计，美国日发行量100强报纸截至10月10日公开支持希拉里的有30家，支持特朗普的为零。一些媒体甚至公开站开出为希拉里站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CNN等都公开发表声明，反对特朗普，贬特朗普，这是美国选举史上从未有过的。
为什么美国主流媒体这么恨特朗普？大选结束之后，一些媒体还反思是不是媒体过于报道特朗普的奇谈怪论为其聚拢了人气？这种反思显然是很可笑的，因为如果媒体认为特朗普的言论不重要，认为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有必要那么卖力地报道吗？有必要公开站出来反对特朗普吗？美国主流媒体之所以报道特朗普，是因为美国民众愿意听到这些消息，媒体是应为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报道特朗普，绝不是因为特朗普的言论离谱。也许美国媒体不愿意承认，其实在它们内心深处已经感受到特朗普的强大力量，来自美国民众的反应使得主流媒体已经感受到特朗普可能会获得选民的支持，站出来挺希拉里而贬特朗普，是美国主流媒体想要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美国主流媒体希望通过自己的“拉偏架”能够阻挡特朗普的势头。
面对来自媒体的打压，特朗普作为当事人肯定早就感受到了。面对美国主流媒体毫不掩饰的“下黑手”，特朗普只能利用推特等新媒体反击，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推文，批评希拉里与FBI串通，指责美国媒体的报道包庇她，批判美国大选被媒体操控了！然而，美国选民也不傻，当美国主流媒体毫不掩饰地群殴特朗普时，美国选民立即感觉到特朗普被媒体欺负了，反而更加坚定地支持特朗普，美国主流媒体真的是为希拉里帮了倒忙，围攻特朗普反而激发了选民对特朗普的同情，对希拉里的厌恶。
事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沙利文形容美国新闻媒体在此次选举中“一败涂地”。这种反思是不够的，美国媒体原本在处理公共事务上采取客观、中立和不偏不倚的姿态，此次选举中美国媒体的表现本质就是“媒体滥用权力”，是一种媒体制度的腐败。美国媒体总是夸夸其谈其职业精神，事实上却是滥用权力，过去还是在国际事务上这么做，现在居然在国内事务上也这么做！在国际上由于美国超强的霸权令其他国家敢怒不敢言，在国内就不会这样了，美国选民会用选票教训主流媒体，让主流媒体在大选结果上蒙羞。如果美国在法律和制度上不对媒体滥权行为有所约束，这种教训还会发生。
精英的失落
相比民调的失灵和媒体的失偏，美国精英的失落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民调和媒体都不过是美国精英的喉舌，所有这些机构背后的后台老板就是那些活跃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的权贵精英。在2016年的大选中，无论是民主党高层，还是共和党高层，都公开排斥特朗普。在华盛顿的智库圈子里，也没有人看好特朗普，甚至很多很有名气的智库专家，在谈到特朗普的时候就摇头。作为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商业大亨，特朗普可以算得上是华盛顿政策圈中的“圈外人”，他在公共政策上几乎毫无经验，对华盛顿的“纸牌屋”游戏不明就里，这成为他最大的缺陷。为了克服这一缺陷，特朗普也曾对理查德 哈斯等华盛顿政策专家伸出橄榄枝，但主流智库和政策专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令特朗普也不得不一声叹息。
其实，华盛顿的联邦公共政策已经沦为“少数人的游戏”。在20世纪中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托马斯 戴伊就批评道，美国的公共政策是由五千大亨所主导。2014年4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 季伦思(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教授本杰明 佩奇(Benjamin I. Page)发表了一篇论文，考察了美国30年间的1779项政策，就富人、利益团体、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在收入分布中占90％的富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最大，利益集团也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普通民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2016年的大选结果，就是美国普通民众对这一格局的抗争。在普通民众看来，华盛顿和纽约发出的漂亮经济数据丝毫无法惠及他们，民主党所主导的白宫称美国经济已经好转，但在美国民众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们切身的生活感受让他们内心的怒火积聚起来，汇集成汹涌澎湃的投票大军，这就是特朗普上台的强大力量，也是美国精英失落的直接根源。
很明显，美国公共政策的权贵主导格局造成的后果是对代议民主制度是极其严重的打击，这一打击直接引发了美国民主的合法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上台就是美国选民期待改变这一格局努力的产物，奥巴马漂亮的口号“Change, Yes, We can”点燃了无数选民的热情。然而，八年下来，奥巴马的诺言并没有完全兑现，美国人并没有看到华盛顿发生根本的改变。美国人不希望和奥巴马立场相近的希拉里继续延续这一格局，而期待一个毫无华盛顿政治经验的门外汉继续改变美国这一使命，恰好特朗普口无遮拦、敢说敢作敢当的彪悍性格非常投美国选民的口味，尽管我们还不能足够确信特朗普能否荣膺美国选民的期待，但美国2016年大选表明，长期政治冷漠的选民已经不再冷漠，即使这一次特朗普不能当选，下一届也会卷土重来。因此，至少对美国而言，特朗普变局的意义在于，它宣告传统的自由民主制度出现了重大的问题，特朗普抓住了美国自下而上改变的机遇，试图为失去生机和活力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公共精神重新焕发生机，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至于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