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 VS G7：新老世界的更替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各国对G20杭州峰会充满期待，企盼中国为当前复苏孱弱的世界经济开出新药方。

作为一个诞生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当中的国际经济治理平台，G20机制在诞生之初就被人们寄予厚望。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上，这一机制即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与此同时，七国集团（G7）作为世界曾经的“政治局”，如今越来越风光不再。5月份在日本仙台市闭幕的G7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西方7国就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途径产生重大分歧——日本带头主张扩张财政开支，英国和德国主张更加紧缩的政策。最终各方分歧难弥，只是泛泛指出各国将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判断。

G7在其老本行世界经济领域尚未取得一致，却总想“跑偏”，搅合一下本就异常复杂的国际政治话题。如在本次G7日本伊势志摩峰会上，通过的首脑宣言竟然煞有介事地对东海和南海的情况表示关切。什么都想管，却什么也管不好，最终不得不借助G20这个新型的、富有活力的机制来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紧迫问题，这不得不说是G7的悲哀和走入历史终结期的无奈。而背后的根本原因，则是西方世界的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当前的世界，正面临500年未有之大变局。G7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已从1992年的68%降至2015年的47%，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缺位，更凸显了G7作为一个过时的“老男孩俱乐部”的特征。而有了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加入的G20，成员组成更为广泛，具有更好的代表性，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85%，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的75%，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看看G7成员国内部，如今已被一系列棘手事务弄得焦头烂额。美国国内正面临着自越战以来最为严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政治极化令两党几乎在所有内政外交问题上陷入分裂，国内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反建制主义等各种极端思潮横行，这也才使得特朗普这样一个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人士，竟然能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欧洲的问题更加严峻和紧迫，西方国家亲手缔造的中东乱局，如今让欧洲人感到了切身之痛，中东难民潮水般的涌入给欧洲带来严峻的社会矛盾，长期的高福利政策让欧洲国家财政难以为继续，英国脱欧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倾覆的危险；靠三支箭起家的安倍经济学，未能解决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病根，安倍政权不得已只能在“正常国家化”上大做文章、赚取民意，搅动亚洲局势朝着多变和不安的方向发展。

反观中国，尽管进入了经济新常态，但是依然以6.5%—7%的中高度来增长。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三分之一。世界上200个左右的经济体，中国是其中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样的持重角色，超过了任何一个G7成员国。面临世界经济复苏困境，中国开出的药方不是某些玄之又玄的财金政策，而是聚焦世界经济问题的最本源，提出通过结构性改革寻找全球经济治理的“药方”。中国方案既有说服力，又有行动力。一方面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此做出了带头示范；另一方面，中国这几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不断推进与有关国家的产能合作和发展战略对接。中国方案，既有干货又有内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也刊文称，中国在2016年接任G20主席国是一个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开端，为全球治理和解决大国关系问题搭建了桥梁。从根本上说，G20将为主要大国如何处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定调。

二十国集团脱胎于七国集团，当七国集团认识到自身无法解决世界经济的所有问题，而于1999年倡议成立了二十国集团。这种转变的背后，反应的正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西方世界的衰败。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面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不得不放弃以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2014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细剖美国政治制度诸多流弊，结尾感叹西方世界改革无望、“死路一条”。从G7到G20，以西方为中心的旧世界秩序正在终结，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和多极化世界图景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作者：张梦旭，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国际评论编辑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