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更应注重民众的绿色幸福感

林雪霏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十八届五中全会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最后一次纲领性会议，它的召开为“十三五规划”做出了全面的布局和具有决定性的引导。在这次全会上确立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绿色环保理念由来已久，无论是历年来的政策法律文件，还是对外国家交往与国际合作中，都围绕着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关议题开展了长期有益的实践探索。在长时域视角下，如何理解和定位此次“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发展”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突出地强调了哪些内容，它的着力点和发展点又在哪里？

从“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到“五大发展”的绿色发展

绿色环保理念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从未缺席，在1980年编制的六五计划中就明确指出“加强环境保护”，1990年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则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十五大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直至十八大系统论述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建设格局……可以说，在“绿色发展”理念提出之前，环保理念在我国的政治文本中一直存在着。

然而若将这些政策文本与治理情景统筹起来，就会发现相似的环保理念其实贯穿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若干不同阶段。九十年代之前的环境保护主要发生在农业生产条件下，当然也包括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乡镇企业建设。这一时期主要解决的矛盾是由人口扩张导致的资源需求剧增与保护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九十年代以来的环境保护所针对的治理情景部分地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工业高速增长基本上是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三高一低”经济增长方式下实现的。此时强调环境保护主要应对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粗放型发展结构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注定近乎零和博弈，注重发展必然要牺牲环境。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指导下，环境保护便被放置于发展之后，大多地方政府都奉行着“先发展后治理”的执政原则。

这种发展逻辑在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建设格局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绿色发展”理念中得到逐步的修正。在“小康社会”和“美丽中国”统摄下的五位一体格局明确将生态文明列入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换言之，发展与环境之间不存在先后顺序，都是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要件。而要实现这一建设格局，就意味着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升级，从以资源、能源投入为主的“黑色经济”转向“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的首要意义就在于为环境目标与经济发展的主流决策找到互通共容的接口，形成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此外，除了经济建设，绿色发展从生态文明的层面上将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统和在一起，着力以民众的绿色幸福感为依归营造和谐、共享的“小康社会”。

绿色经济的长远与眼下

绿色经济理念是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普及开来，各国纷纷推行“绿色新政”，谋划着在后危机时期通过加大绿色投资催生新的产业革命。对于中国而言，有幸的是“绿色发展”已经从发展理念走向操作实践层面，联合国环境署出台的《绿色经济倡议》罗列出可作为经济增长新支柱的若干特定绿色部门，例如可再生能源、绿色工业、公共交通、高效燃料和零排放交通工具、绿色城市和建筑、有机农业、废物管理和循环利用、水资源保护、可持续林业和渔业等。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也率先实践了这一倡议，例如加拿大启动的“生态礼物项目”，凡自愿将生态脆弱的经营土地转换为环境保护用途，均免除其土地税；澳大利亚联盟政府设立“矿产关闭基金”，将企业上缴部分用于矿产关闭后的生态恢复或产业转型；同样在澳大利亚推行的生物多样性信用额交易，根据对划定的生物库内的评估结果确定信用额，通过购买等额度的保护区换取在其他区域的土地开发权利。

由此可见，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多层次的，除了依托市场资金、市场主体向环保产业、低碳产业的集聚，还需要政府在环境资源的开发与配置过程中扮演制度设计者和监管者的角色。但无论是联合国环保署还是实践中的国家都承认，这种由“弱可持续发展”向“强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是一个中长期计划，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环境效益都并非立竿见影的。而现下将面临的困境，也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阵痛，确是实实在在的。前三十年的粗放增长形成了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一带，许多地方支柱产业仍然建立在高污染、高耗能的基础上，大规模的关停并转给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对于以此维系生存的家庭作坊、中小企业而言更是生死攸关。绿色转型的阵痛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沉重考验，构架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青年与失业者提供绿色发展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政策扶持与项目引进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引导中小企业朝向规范化与技术化升级……这一系列举措构成了转型的系统保障，必须多头并进，打综合拳。

共享的发展与绿色的幸福指数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来看，发展是复杂的有机体，无论自然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因而五大发展理念最终落脚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的“共享发展”。从共享发展视角看，绿色经济仅仅是发展的物质基础，它能否普惠民众、能否将增长成果转化为民生需求则是决定民众幸福感的关键环节。

掠夺式增长导致的环境恶化与民众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升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民众已经开始改变对物质财富的单一聚焦，而将生活环境纳入到幸福指数的衡量范畴中，形成新型的“绿色幸福指数”。一些统计数据的研究表明，资源优势包括城市绿地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地提升居民的绿色幸福感，相反包括天气质量、工业污染处理情况以及城镇污水处理情况则是居民较为敏感的，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近年来“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运动层出不穷，为了捍卫居住环境很容易引发周边居民的坚决抵制甚至集体抗争；同时民众将雾霾视得“比非典还可怕”，对于PM2.5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物价指数和沪深股市指数的热度。

要通过绿色发展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关键在于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乃至普通民众寻找到有效的机制，共同合力去营造一个美丽、健康而和谐的居住空间。首先是提升居住环境，包括对工业污染和城镇污水的处理，加大对“雾霾”的治理力度，重视同时兼具绿化美化与民生休闲的公共设施建设；其次是合力倡导资源循环利用、低污染生产和低碳生活。例如政府提升企业环境监控的标准和处罚力度；企业主体重视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民众培养绿色出行、环保出行，加大对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的利用；最后其实也是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培养民众的“绿色文化”。所谓“绿色文化”不仅是指由绿色植物形成的文化，例如草原文化、花卉文化和森林文化，还泛指与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等绿色理念相关联的文化，例如生态伦理、生态美学与生态艺术等。基于理念的“绿色文化”其实也是有机地嵌入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当中，例如绿色营销、绿色消费、绿色政党、绿色新政以及绿色教育、绿色公益，等等。总而言之，绿色文化的发展通过改变一个社会主导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将保护环境、平衡生态和节约资源带到各个领域。

（稿件来源：观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