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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八大到三中全会—中国如何作出重大改革决策的
关键词： 三中全会 决定 党的十六大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内民主 五位一体 党代会 社会发展规律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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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八大到三中全会——中国是如何作出重大改革决策的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是什么？改革目标是什么？中国将如何改革？对此，国内外各方纷纷猜测、众说纷纭，成为世界媒体报道的焦点。
事实上，中国已经走上了自主、自信、自强的改革开放道路，并将继续沿着这条“人间正道”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这是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和发展逻辑的，因此也需要我们了解党中央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机制。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同时，“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程序来看，第一步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决策，通常是每五年举行一次；第二步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中央全会”）决策，通常是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党代会决策是对未来中国发展进行全面的重大决策和全面的战略部署，中央全会决策是对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和具体部署，如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七次全会，分别涉及到深化机构改革（二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中全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四中全会）、“十一五”规划（五中全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六中全会）、为党的十七大做准备（七中全会）。这反映了党中央决策机制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保证了中国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高效率地作出正确决策，及时纠正小的错误，避免颠覆性错误。这是“中国制度”和“中国决策”的重要体现和独特优势。
从中国重大改革决策和部署看，先后有四次“三中全会”决策，与之相对应的是形成了彼此区别又彼此相联系的四个阶段：
第一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随后启动了农村改革，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阶段。
第二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目标。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局阶段，即在农村改革初步成功的基础上，开启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次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和基本原则，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50条。这是在确立了创建新体制的目标之后的“建立新体制”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在原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改革。
第四次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计42条。这是在初步建立了新体制的基础上的“完善新体制”阶段。
按照这一改革发展逻辑和制度变迁逻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中国将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看，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也显示了中国特色的决策机制和过程。第一个阶段是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阶段，经过近一年时间才完成并在党的十八大上正式通过，为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就是制定三中全会《决定》的详细大纲。
第二个阶段是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总揽全局，谋划长远，深入调查研究并着手起草三中全会《决定》这一指导下一个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9日召开会议，听取了《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决定根据这次会议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据新华社报道，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和党的十八大代表对文件稿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前后两个阶段，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才形成了拟提交三中全会审议的《决定》文件稿。这一过程是“先民主、后集中”，“从下至上”，再“从上至下”，“再民主、再集中”的政治民主、政治共识和政治决策过程，远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程序更为广泛民主，更能反映全国不同人群的利益，更能集中众多不同方面的意见，也更能有效集成全党和全社会的政治智慧。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30多个省级地区和300多个地级、2800多个县级、40000多个乡镇级行政单位的大国，这样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充分民主与高效集中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已经被实践充分证明是十分适宜的，也是十分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