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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斩断伸向儿童的罪恶之手
关键词： 儿童 保护 伤害 虐童 性侵 未成年人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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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扶贫》杂志 作者：马丽文 张民析）
近期，全国发生多起儿童伤害事件，成为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一个沉重的话题。从幼儿园虐童、父母虐童，到各地20天内曝出8起儿童遭性侵案，桩桩件件，让人触目惊心，如何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成为社会反思和讨论的焦点。
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三起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指导各级法院进一步加大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的惩治力度，坚持最低限度的容忍、最高限度的保护，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监督指导职能，根据犯罪形势的新特点、新变化，研究制定了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打击犯罪的法律适用依据；指导各级法院在刑事司法工作中贯彻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优先原则，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始终保持严惩重判高压态势，有力震慑了犯罪。
事实上，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早就明确规定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四类主体，但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经济、社会转型、家长和相关机构监护防范意识不高、管理预防措施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当前中国儿童被体罚虐待致伤致残、遭受性侵害的犯罪案件时有发生。
如本文背景资料中，继母借“教育”之名打骂虐待继女的案例，家庭本应是孩子的避风港，但如此父母带给孩子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为此，针对一些儿童在家庭中遭受暴力和虐待的情况，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呼吁尽快出台儿童福利法。
痛定思痛，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教育、监管，加大对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迫在眉睫。但现实中，不管是外界对儿童的伤害，还是父母对孩子的虐待，其性质和行为都十分恶劣，极大地伤害了未成年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社会危害极大，管理和监管问题比较复杂，效果也不甚明显。有专家指出，只有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保护力量形成合力，才能斩断伸向孩子们的“罪恶之手”。
眼下，首先要分析的是谁为罪恶打开了方便之门？谁又能保护年幼的孩子？如何才能密织一张安全网，让孩子不再无助，让童心不再哭泣，彻底斩断伸向他们的毒爪？
我们来看看著名律师王海平的观点。
伤害者往往是法定的保护主体。
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四类主体。而经常曝光的实例却一直告诉我们：伤害者就是那些保护者。法律上他们被称为保护者，生活中他们被称为无良家长、“校长”（最近海南最有名）、“路人”（见深圳小悦悦事件）和“有关机关”（每次都有他们，如最近的广州城管与当着孩子面殴打扣押摊贩案）。
当无良家长以教育之名、当校长以辅导之名、当路人以事不关己之名，当有关机关以临时工之名等等，保护者不免被污名化。继父（母）在我们文化里本就天然赋予了恶名，校长又被恶名化。
当少年儿童被交付给父母、学校、社会、政府机构时，我们希望孩子能得到好的抚养、教育、善待、保护。同时，我们不但给了这些个人和机构以法定的权利，还用美好的文学作品去赞美歌颂父母、母校、政府给予的关怀与照顾。然而，当狼外婆的真面目显现时，我们才知道最可怕的是以亲人、师长、领导等头衔出现的保护者。
严格法治首先约束保护者。
我们法律上缺少的就是对所谓保护者的约束。法律上，我们称之为建立了从家庭到学校、社会、政府的四级保护网络，却对保护者可能的不法视而不见。
西方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能力让我们难以望其项背。比如，将12周岁以下的儿童独自关在家里，就会被认为虐待儿童而被警方拘捕。而我们国家仍然是以家务事为名把家庭交给了家长管制，家庭生活的法制规则少之又少。法制没能起到对家庭提供行为指引、导向的功能。等到出现严重伤害的时候，以刑法之名出现的法律不过是事后惩治了。学校层面的法律约束仍然是以人身伤害为主的事后惩治，而以避免骚扰及欺凌、促进儿童福祉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条款则较为鲜见。社会及政府层面则缺乏较为全面的帮助体系。政府提供的帮助以物质层面的救助为主要内容，对提供监管为内容的全面帮助体系并未形成。
严格法治就要树立平等观念。
法治本身是文化的体现，法治不彰源于文化缺陷。在文化上，我们过于强调对父母的听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使我们在家庭上失去了是非判断力。人贩子冒充父母责打孩子，往往能使目击者丧失警惕，建立平等的家庭观念是构建法治的家庭观念的基础。
家庭传统观念使我们对政府介入家庭的能力存有怀疑。“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传统文化提供的注脚。同时，对政府的顺从观念，社会的等级伦理观念，降低了我们对政府工作的质疑能力以及要求政府承担更大责任的思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