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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民间资本松绑，为民营资本找“出路”不仅是为了拓宽融资渠道，更重要的是做强民营资本，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新的竞争优势。引导民营资本“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正成为中国战略转型的新动向。
近十年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间资本规模呈现几何级数爆发增长，但由于民间资本较为集中的区域，均衍生出复杂隐秘而发达的民间金融网络，几乎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准确掌握民间资本的实际规模、投向以及其中错综复杂的生态链条。根据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1)》，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我国民间资本已经十分雄厚，山西、温州、鄂尔多斯三地民间资本量分别达到约1万亿元、5200亿元、2200亿元，然而如此庞大的资本并未流向实体经济，而是大都形成了“以钱生钱”的自我循环，由此，产业空心化、房地产泡沫、疯狂的高利贷•••••，所有的经济金融乱象并发而生。
因此，如何支持民营资本发展，让民营资本回归“实体”再次成为“焦点话题”中的“焦点”。民营资本的“出路”到底何在？在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新国36条）就明确指出，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就开展国际化经营、培育民营跨国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支持组成联合体“抱团出海”，共同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等内容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民营资本如何下好“全球化”这盘棋无论是对于自身，还是中国整体战略转型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事实上，当前民营企业海外拓展的意愿明显增强，调查显示，未来3年拟在海外进行投资的企业比过去明显上升。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所占份额正在逐年下降，在过去五年里，已经由81%（2006年末）减少到66%（2010年末）。据统计，2010年，民营企业500强中，累计共有137家开展了对外投资，投资企业和项目592个，投资额达61.8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174%。
民营资本“出海”的意愿和活跃性都很高，但是国企仍占据“海外投资”的绝对主导作用。2010年，中央直属国企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424.4亿美元，占总流量的70.5%。特别是民营资本还面临着比国企更多的挑战和现实困境：一是由于金融银行的支持以及国有企业利润留存等原因，导致在国有企业流动性相对充裕，而民营企业缺乏资金支持，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还没有有效的衔接，无形资产在国外抵押受限，融资比较困难；二是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优惠贷款往往只对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感兴趣。因此，中小民营企业只能依靠商业银行贷款，造成“走出去”成本提高；三是由于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大量时间和成本投入，且具有很高风险。民营企业单纯依靠自己能力已经很难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迫切需要国家的科技支持。
民营资本“走出去”应该正成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积极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全球合作，做强做大民营资本。
在海外布局方面，应该以产业布局和提升竞争力为切入点，提高民营资本海外布局的效率和效益。应该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以先进制造业发展和资源开发为重点，通过对外投资办厂、兼并收购、资源开发等多种形式，参与境外稀缺资源和能源开发，收购境外优质企业、研发机构、营销网络和知名品牌，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不仅使一批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走出去”，而且也应该鼓励一些逐渐丧失优势的传统产业 “走出去”。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走出去”主要投向欧美发达国家，以获取品牌、技术、渠道或设立研发中心、销售中心为主；一些逐渐丧失优势的传统产业，因为产品价廉物美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得以转移出去，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金融支撑方面，需要开展境外项目贷款、股权融资、离岸金融等全方位服务。可以参照国外经验设立特别金融机构或建立特别基金，例如英联邦开发公司、德意志开发公司、丹麦工业化基金、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韩国进出口银行、亚洲四小龙的“海外创业资本基金”、“海外损失准备金制度”等，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海外融资的便利性。此外，在制度设计上，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目前最重要的金融支持政策是改革外汇管理制度，放松外汇管制，通过“藏汇于民”的方式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允许更多国内银行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或与境外银行建立代理关系，通过产融结合的方式，支持民企“走出去”。
在网络构建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大规模开展对外投资的历史并不长，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才能总结出足够多的、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和规律，并建立起海外市场信息网络。由于民企“走出去”也会面对可能出现的“玻璃墙”。因此，在这方面，商业服务机构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它们经验丰富，拥有全球网络，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寻找项目、把握投资方向和进退时机，更全面地发现交易风险、制定保护条款，从而把风险降低到较低的水平。 （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