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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社科院在京发布《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50%，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蓝皮书还指出，农村人进城难以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城镇居民的社会待遇。（12月20日《西安晚报》）
正如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的，城乡居民在数量上的消长，标志着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从大规模的城镇化启动到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仅仅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个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度而言，这样的变化意义非凡、影响深远，也将成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城镇居民的比例还将走高，大批农民将继续走进城市。
逆转已经发生，那么，城市准备好了吗？与之相关的政策、法律、社会心理乃至整个软环境，都应该有所调适，以真正服务于转型期的社会治理。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农民进城的数量，更应该关注不断累加的“新市民”如何真正融入城市。
这当然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时下的农民进城的主要方式，一是进城务工，留在城市；再就是城市扩容，农民被城市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农民若要尽快适应城市生活，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应该习得城市的规则、方式，以减少交流的障碍，加快融入的速度。
这也是一个需要引导的过程。而除了农民自身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城市应该以极大的包容来承载这些进入者。对于在短时间内大量拥入的新市民而言，以往单纯针对城市市民的治理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要求了。城市管理者应该探索新的治理方式进行引导。
进城农民虽然身在城市，但其与城市的联系仅仅是流动性很强的务工，城市的社会保障、福利设计等等，都与他们无关，这也使得这些“新市民”很难真正在城市里生长。这里边，简单地将现行城市居民的各项保障措施移植到“新市民”身上，可能缺乏可操作性，并不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无所作为，该专门针对这些“新市民”做些制度设计，哪怕是一些阶段性的、过渡性的政策措施，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尽快在城市落地生根。
比如住房问题，子女入学问题，医疗保险问题等，同时，还要开放城市，减少对农民在城里就业的限制。一旦进城农民的基本难题有了缓解的路径，至于其他社会心理的不认同、文化趣味的不相同等等问题，也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化解。就像蓝皮书指出的，两成城里人不愿与农村人结亲家之类的问题，想必会一点点减少。
在这个问题上，既要有制度设计，也需要各地方、各部门的机制创新，还需要城市管理者乃至城市市民不断释放善意。■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