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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内高层领导干部写回忆录蔚然成风，回忆录公布了大量重要的史实，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下，党史研究冲破了“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禁锢，迈上了正常研究的轨道。此后，在党内高层领导人当中出现了撰写回忆录的热潮。
■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李维汉的《回忆与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内大批干部的解放、起用，不少干部回到北京。“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歪曲历史，搞乱历史，混淆视听，以此来迫害干部，这是他们整人的一个重要手法。“文革”结束后，党内一些高层领导干部从历史教训中更加认识到党史工作的重要性，投身于党史研究，如李维汉撰写了《回忆与思考》。
李维汉是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成员，曾留法勤工俭学，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1979年时已83岁。他拒绝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仅挂名为中央统战部顾问，全力做党史工作。为了保证他的回忆能够准确，他将罗章龙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调到北京革命博物馆工作。他和罗章龙、易礼容一起在革博向众多党史工作者座谈。作为一名党史研究者，我当时参加了这些座谈会，主要是听他们回忆历史。然后，李维汉请中央党校等单位的专业人员帮助整理。他着力撰写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既是一部回忆录，又是一部研究的著作。他在写这本回忆录中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个人；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貌；三是重视总结经验。他的这本回忆录写了从1918年到1964年主要经历的大事。但是，由于1984年李维汉病逝，因此他的回忆录没有完全写完，特别是关于宗教、民族工作方面未来得及完成。他完成的部分以《回忆与思考》为书名于1986年出版。此书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党内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录。这一时期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回忆录》，也是轰动一时的盛事。
■党的十三大以后，撰写回忆录呈现出由党内高层向群体扩大之势
1982年我们党开始实行离退休制度，规定干部60岁离退休，许多领导干部陆续离退休后，投身于他们熟悉的党史工作。写回忆录蔚然成风，好作品层出不穷，而且撰写回忆录呈现由党内高层向群体扩大之势。
1、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大批年轻同志开始在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这样，薄一波的日常工作有所减轻。1988年4月，经过中央批准他开始写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该书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66年，于1991年、1993年分别出版了上下两卷。薄一波是党的八大的政治局委员，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回忆是重新看过档案，并且是经党史专业人员整理的，公布了大量的重要史实，推动了党史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研究。
2、杨尚昆、黄克诚、胡乔木、李雪峰等八大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回忆录。党的八大后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强调它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毛泽东曾对书记处的成员说：“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书记处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这样，书记处的同志往往能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的决策，比政治局里的一些同志的消息要更灵通。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大将的回忆录，就记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迹。文如其人，从这位大将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铮铮铁骨和他深刻的反思。
杨尚昆从1995年动手写回忆录，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完成，到1998年他逝世前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以《杨尚昆回忆录》为书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出版了《杨尚昆日记》，该书主要公布了他于1949年到1965年12月的日记。这样，两书相衔接，只可惜没有完成“文革”中和1978年他重新工作的部分。近年苏维民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则弥补了部分遗憾。杨尚昆从1948年到1965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54年任党中央副秘书长，八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的回忆录披露了很多史料，他的日记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本书都是史学工作者的必读书。
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写的回忆文章只发表了几篇，但是因他身份特殊，特别是他关于“文革”初期的两篇回忆文章，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广泛注意。我们企盼着他的回忆录的出版。
胡乔木因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参与、负责、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因此，他的回忆录是研究毛泽东生平及思想必不可少的参考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