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要驱赶多少汉人

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十四世达赖喇嘛2008年策动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破坏北京奥运会火炬境外传递等一系列活动遭到惨败后，忽然脸孔一变，大讲起“藏汉友好”来。所到之处，“不能培养恨中国人的心”、“加强汉人与藏人间的相互理解”时时挂在嘴上，责令手下到处拉人入伙建立“藏汉友好协会”，并亲自出马同汉人搞网上“对话”，俨然一副藏汉“共主”的嘴脸。达赖真的改变了他几十年来对中国各民族的仇视态度了吗？

驱赶汉人是“中间道路”固有内容

达赖的“中间道路”包括两条核心内容，一是“大藏区”，就是要把中国所有有藏族居住的地方搞成一个行政区划；二是“高度自治”，就是在“大藏区”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一切均由他们这些人管，中央不得过问。只有傻瓜才看不出来，这实际上就是“西藏独立”。达赖在提出“中间道路”之初，就一并作了把除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统统驱赶出去的规划。1987年9月，达赖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人权小组演讲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中公开提出，要将“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和安多地区在内”变为“和平区”、“缓冲区”，“西藏人这个人种若要求生存，一定要使人口转移停止，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For the Tibetans to survive as a people,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population transfer is stopped and Chinese settlers return to China）。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民族清洗主张，达赖此后从来也没有更改过。2008年11月，达赖抛出后来被他们称为“中间道路”标准版本的《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其中相关表述为，未来“自治机关”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经济活动自主制定相关法规的权力是极为重要的”。毫无疑问，这一“权力”中就包含驱赶汉人的权力。为了防止有人误解，2009年8月2日，达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对这一条作了注解：“西藏实现自治以后，如果汉人多于藏人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状况”，这再一次表明，他驱赶汉人的决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那么，如果一时驱赶不完怎么办？达赖集团也早就安排停当。2008年10月27日，“首席噶伦”桑东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未来“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非藏人不享有自治权，因为他们不是少数民族，自治权仅限于当地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所有官员和雇员都应该由少数民族担任。”这里就说得比较完整了，第一、对汉人实行驱赶，第二、如果一时驱赶不尽，就把他们打成社会的二等人，不允许他们享有与藏人同等的权力。

如果说达赖、桑东比较有“文化”，说话还多少有几分“含蓄”，那么他们的手下可就直言相告了。法国记者董尼德《西藏生与死》（苏瑛宪译）一书中，记录了达赖的弟弟丹增曲加以及其他人的诸多言论。丹增曲加在接受采访时赤裸裸地称：“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马科斯被赶出菲律宾一样，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将是个起步。”他更宣称：“非常难以想象中国人会洒脱地自己离去，除非是我们使用这个（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机的手势）……我们必须要制造流血事件……我想中国人只听得懂暴力的语言。他们不是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吗？很好，我们就在这上面较量较量吧！”达赖集团“西藏青年大会”秘书长扎西南杰说：“如果我们杀了中国人，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们是恐怖分子，因为没有一个在西藏的中国人是无辜的……我们使用恐怖手段，所有对抗中国人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达赖自1959年逃亡印度以来，挑拨汉藏民族关系、煽动民族仇恨一直是其欺骗、聚拢国外藏人的重要手段，也是在国内藏区制造暴力犯罪的思想“武器”。在达赖集团仇恨教育中长大的丹增尊珠在《加米我们想象的中国人》一文中写道：“在流亡剧院的舞台上，我们从没有看到除了军人以外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野蛮、残忍的军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中国人的群体形象。”在2008年“3·14”事件中，暴徒高喊的口号就是“吃糌粑的起来”，“打汉人去”，半天打死、烧死无辜群众18人，而达赖却对媒体表示：“我不能叫他们停下来，这是人民的行动。”

历史上，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多次为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而制造“驱汉事件”。1949年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在英帝国主义分子的唆使下，动用武力强制驱逐国民党政府驻藏机构人员和“在藏的一切汉人”。今天达赖驱赶汉人的政治主张和行动，也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华民族团结、分裂中国图谋的继续。

人们自然会注意到，在达赖的所有有关表述中，都只讲汉、藏两个民族，仿佛青藏高原上不存在其他民族。实际上，每个中国中学生都知道，青藏高原特别是其边缘地带，自古以来就生活着藏、汉、门巴、珞巴、羌、回、满、蒙古、哈萨克、东乡、保安、裕固、撒拉、彝、傈僳、白、纳西、怒、维吾尔等十几个民族，历史上这里就是中国各民族频繁迁徙交往的大舞台，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以整体被纳入“大藏区”版图的达赖老家青海为例，在吐蕃王朝时期藏族迁居青海之前，就有羌、汉、鲜卑等民族居住，元朝起蒙古、回等民族又相继迁居至此，新中国成立以前这里已经是多民族交错居住、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诸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名称就反映了这里各民族共同居住的状态。达赖视这些民族如乌有，实际是把他们统统列入“汉族”，都在驱赶、残害之列。在达赖的“高度自治”下，同样是没有这些民族生存空间的。

这样看来，至少达赖对藏族还是仁慈、关怀的。其实不然，达赖集团对广大热爱祖国、致力于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新西藏建设的藏族人，更加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达赖的“智囊”、在其“安全部”任研究员的李科先（LUKAR SHAM，青海人）2008年10月贡献给达赖一份“西藏独立新十五条意见”，其中宣称，不仅“中国的所有党政军干部要离开西藏，在这些党政军里工作的藏族公务员也不可能保留原职”，“不能为了几十万藏汉职工的饭碗，牺牲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藏青会头头格桑次仁曾经对着镜头大叫：如果能回到西藏，要把那些与汉人合作的藏人统统抓起来，挖掉他们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