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和孔子怎么扯到一起去了？一个是当代极具竞争力的汽车厂，一个是古代声名显赫的读书人。无论如何地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一个共同之处：都不是规划出来的。

汽车行业的规划历史起码有几十年了，连绵不断，持续至今。政府的重点扶持早先有“三大”，一汽、二汽加上汽，后来变成“三大三小”。非重点则遭到抑制和打压，据说那些杂牌部队冲击市场，分散资源，汽车工业的规模经济总上不去，都是它们捣的乱。

如今“三大”雄霸天下，尽管只是窝儿里横。享受着特殊政策，它们从洋人那里拿来现成的技术和产品，在政府的保护下，舒舒服服地吃着国内的市场。这么多年，尽管银子赚得盆满钵溢，自我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却一直停留在规划阶段。难怪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汽车公司，只有汽车装配线。至于“三小”，不是自行遣散，就是被中央军收编。

能走出国门的，仅两家偏房，敢收购洋人的，唯有吉利。这既非规划之功，亦非政策之力。夹缝中生存，阴影下长大，锻炼出的生命力之强，超乎一般想象。幸亏当年没有列入规划扶持，否则软饭吃到今天，恐怕仍无啃硬骨头的牙口。

然而规划还在进行中，并且数量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印象中去年每个月就出一、两个，平均几周时间就搞掂一个产业。不服不行，政府的文字工作效率真的提高了。

规划今年延伸到教育和人才，目标是10年后建成人才强国。

笔者愚笨，实在想不清其中的道理。瞧瞧咱自己的历史，人才似乎也不是规划出来。春秋战国时期，列强打成一团，政府抢地盘还忙不过来，哪有功夫搞规划？说来也怪，越乱越是人才辈出，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老子、庄子、孙子(不是辈分)、管子(与自来水无关)、鬼谷子(并非农业)、公孙龙子、杨朱…，数也数不过来。诸子百家，各执一词，开科授徒，著书立说，奠定我民族文化长久之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依丞相李斯所奏，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仅留秦书和农、树、医、卜，民间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教育和人才规划的尝试，效果显然不佳，只培养出一帮酷吏，苛政严法，弄得官逼民反，秦朝二世即亡。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政府从此主导了思想和教育。及至隋唐开科取士，人才的培养也在政府的规范下，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两千年来，人才虽未绝迹，却是寥若晨星，再无春秋战国时的繁盛景象。大规模生产的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批量培养的是唯唯诺诺的奴才官吏。

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战乱不已。虽非盛世，却迎来了久违的人才高产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风气之先，倡导学术自由，兼收并蓄，延揽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其中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胡适和陈独秀。那一时期大师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当代人至今难以超越。

造就人才，不需要规划。人才成长靠的是个人兴趣与好奇心，需要的是自由的环境和开放的空间，允许不同学说的自由发展，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和交锋。学术、文化和思想上没有权威，也不存在研究与讨论的禁区。

人才如同优秀企业，是在自发的竞争(而不是政府安排下的“有序竞争”)中产生的。春秋战国、清末民初都是弱政府时期，正因为政府无暇干预，才给了民间生存的空间和自由竞争的机会。

新时代呼唤着全新的诸子百家。单凭G D P，不足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思想和文化才是确立我民族世界地位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