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

贫富差逼“红线”

收入分配，民生之源。但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却日益凸显。

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无疑已超过了国际上惯例的警戒线。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收入分配不断扩大的现状。根据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

我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垄断人为地抬高了一些部门、人员的收入。”有专家指出，目前各行业间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而政府主导的经济使得收入分配倾向于政府与资方，不利于一般劳动者。

同时，再分配也并未对收入差距产生明显改善作用。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纳税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居世界第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8%。政府财政收入中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为42%，英国49%，加拿大52%，我国仅占8%。“居民收入增长慢，社会福利支出增长慢。近10多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上述专家指出。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在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比重偏低，而城乡居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两极分化严重。

“这不仅造成消费投资关系的不平衡，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奚君羊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包括商业环境、地理环境、文化程度等还不成熟造成的。

税转薪促平衡

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可容忍“红线”，而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应该让利，让人们获得更多利益。”汪康懋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国家应该减少城市公用事业费，比如电费、手机费等，给人们实实惠惠的“大红包”。

根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十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对此，汪康懋指出，应该采用混合批地的方式。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批下来的土地中应有30%－40%用于建造保障房，而此前北京所批的5%造平价房的比例太少。

汪康懋同时指出，可以从三方面对收入分配进行改革。“首先，将公用事业的费用降下来。比如以上海为例，可以将公交系统的消费价格降低至北京的水平。其次，采取实名储蓄制度，对收入相对较低的人进行利息补贴。具体而言，就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利息率，使之真正享受实惠。再次，可以设置类似其他国家的保险卡制度，国家和企业每月分别给低收入人群的保险卡中存入一定费用，同时，可将国家在过去一年所得的红利按35%的比例投入到相对低收入的家庭中。”

而在奚君羊看来，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可以从“转移致富”入手，由东部向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加大投资。不过，他强调，“在转移致富的时候，转移力度必须控制得当。效率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过度转移，又将导致东部不公平现象，从而同样降低效率。”

而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长期以来却被人们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更是不少人对税收产生“逆调节”的质疑。针对此种现象，有专家指出，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要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对此，奚君羊指出，“未来要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工资、福利等保障，而对高收入群体，对其‘高档消费’提高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