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叔叔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一女孩子边跑边求饶，但长刀还是捅破了她胸膛……让我们记住这个悲惨至极的日子：2010年3月23日7时25分许，一中年男子手持长刀，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刺向了正在等待上学的孩子。55秒，8死5重伤！(3月24日《都市快报》)

学校，尤其是小学，应该是最平安最安全的地方。然而，谁能想到在校门口会发生这样的悲惨事件？设身处地地想想，任何人的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制造这样惨绝人寰事件的，是个落魄的外科医生，名叫郑民生，生于1968年，中专毕业，未婚，此前已被辞退。该凶犯初步供出作案动机：1.周边的人看不起他，讲他不清楚，有桃花病；2.婚姻不顺，女友迟迟不与其结婚；3、谋新职不成，觉得活着没意思……由是观之，这是他有预谋地报复社会。

这不是“南平寓言”，这是残酷的“南平现实”。进而言之，这是可怖的“中国现实”：即使郑民生最终被鉴定为行凶时确系精神病发作期，然而，在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型中，越来越多的人像郑民生一样被抛下高速运转的竞争战车，成为失败者，环境与社会同样是有责任的。

无论郑民生是否精神病，他的心理扭曲变态是确凿的、肯定的。这让人想起著名的“爱斯基摩结构”：狗拉雪橇是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最重要的运载工具。怎样才能让狗多拉快跑？爱斯基摩人将狗分成两个层次，前面是一只领狗，后头有N只力狗。他们给领狗制造许多特权：它单独享用食品，吃的是好肉，吃饱又吃好，并独享最好的狗舍，还从不挨鞭子。而后面的力狗，全然不管饱，众狗一起抢食吃，住的则是“大通铺”，拉雪橇时还常被主人狠抽鞭子……于是，这些力狗都含恨在心，拉雪橇奔跑时都想趁乱咬上领狗一口，以解内心之恨。但领狗的缰绳长过力狗缰绳二尺有余，力狗根本就够不着。而力狗要咬领狗，势必要拉着雪橇飞跑，反而让长缰绳中的领狗近乎空跑，力狗怎么也咬不着领狗那“傲慢的尾巴”。这就是“爱斯基摩结构”。

在“南平惨案”中，把郑民生比喻成最落后并且是最想咬领狗的“力狗”，这应该没有问题：但他显然是咬不着“领狗”的，于是他就去咬同行的力狗，甚至是最容易咬得着的力狗的幼崽———未成年的孩子，结果真就是咬得极为丧心病狂。“力狗的内心总是充满了仇恨的阴暗，它们拉雪橇跑得杀气腾腾，即使在光明与纯净的北极，也从它们的眸子里看不到光明与希望……”有智者如是云———甚至更可怖的是，还发展成为郑民生般的极端的“爱斯基摩变态结构”！

就算最终真的“凌迟”了一个郑民生，那也是解决不了社会深层问题的。所以我们要着力重塑文明健康的人与社会，从点滴做起。一些基础工作要从长计议，比如人的信仰的确立，比如社会的关爱，比如人文的涵育，比如教育的熏陶……哪一节若是脱节了，“潜移默化”就会成为“潜移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