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然而，西方敌对势力对这个新生政权极端仇视，进行各种捣乱和破坏。其在华渗透多年的地下组织——“圣母军”，就充当了破坏新中国的急先锋。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政府果断出手，一举摧毁了地下“圣母军”。

所谓“圣母军”

“圣母军”又称“圣母御侍团”，1921年9月成立于爱尔兰都柏林，其总部也设在这里。“圣母军”敌视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国一直是“圣母军”发展的重点地区。

“圣母军”最早在1930年就派爱尔兰籍的神父莫克勤来中国发展成员。1930年6月，莫克勤到湖北，以传教的名义在汉阳建立了活动据点。到1937年他在湖北潜江秘密组织了5个支团，成员达到千人。由于在湖北发展“圣母军”成效显著，1946年12月莫克勤被“圣母军”总部召回去接受专门训练。1948年，莫克勤被派到美国进行考察。他与美国情报机构有所接触，还参加过华盛顿、旧金山等地“圣母军”的集会。

解放战争末期，西方敌对势力及“圣母军”眼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焦急万分。为此，“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电召莫克勤来中国，由他统领中国各地的“圣母军”组织，与新政权对抗。

总部在上海

1948年夏，莫克勤风尘仆仆来到中国。他以宗教为掩护，大力扩展“圣母军”，并在中国上海岳阳路197号成立了“天主教中央局”，其公开组织叫“中国天主教教务协进会”。莫克勤、沈士贤为总部负责人。

华北解放后，莫克勤与黎培里联系，在两广、四川等地突击发展“圣母军”组织。短短时间里，莫克勤在上述地区建立了28个“圣母军”区会，400余个支团，并印刷各种反共宣传品。1949年6月，黎培里见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很受民众和许多天主教徒拥护，深感不安。为阻止这一态势蔓延，他于7月1日下发了《罗马圣职部命令》，明确表示参加共产党和对共产党表示热忱不合法；信仰共产党唯物主义、反宗教理论的教徒，要受到驱逐出教的特别处分。这个密令下发后，“圣母军”与共产党的对抗加剧，同时也引起进步宗教人士的强烈不满。

对抗新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莫克勤根据黎培里的指示，在全国成立了3个分会：即“圣母军”上海分会，分管华东、中南、西南地区；“圣母军”北京分会，管辖华北、西北地区；“圣母军”天津分会，管辖东北、山东地区。显然，黎培里、莫克勤看到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便改换策略，意图通过渗透到中国社会方方面面进行破坏、捣乱。1950年美国间谍阴谋炮轰天安门案就与黎培里有牵连，事实上，他和在华的许多美国间谍都有密切联系。意籍神甫马迪懦是炮击天安门案主犯之一，同时是黎培里派驻北京的“教廷公使代表”。马迪懦被捕时，在其寓所内，搜出他所隐藏的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259发，手榴弹8枚，以及他为李安东、黎培里搜集的情报底稿多件。

黎培里曾以强烈的语气告诫下属：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翻他们(指新政权)的权威，不听命令者将会受到严惩。“圣母军”还印制了攻击、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宣传读物《恐怖的共产主义》、《现代问题解答》20余万册，陆续派人到各地煽动地下组织成员抵制、破坏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天主教教徒的爱国三自运动，甚至计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谋害地方党政军负责人。

“圣母军”覆灭

“圣母军”地下组织的阴谋活动，对新中国的稳定与安全构成了威胁。195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短评《保护正当的信仰自由，取缔反革命的“圣母军”》，正式在全国吹响了打击“圣母军”的号角。

天津是“圣母军”地下组织活动猖獗的地区，摧毁“圣母军”的战斗首先在这里打响。1951年7月，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敬签署并发布了第21号布告，宣布对“圣母军”予以取缔，天津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了法籍“圣母军”头目文贵宾及的“圣母军”华北分会会长邓华光等人。得知天津“圣母军”遭取缔，在上海总部的莫克勤惶恐不安，他与沈士贤连续在其总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抗的办法和措施。“圣母军”头目们的捣乱与垂死挣扎，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党和政府举报“圣母军”总部的违法行为，并强烈要求摧毁“圣母军”在上海岳阳路的总部。1951年9月，上海公安机关先后将沈士贤、陈哲敏、莫克勤等人抓捕，并缴获一批武器和特工器材。山东、浙江、湖北、广东等地也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捣毁“圣母军”的斗争。

莫克勤被逮捕后，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1954年5月1日，被关押了两年多的莫克勤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至于披着“教廷驻华公使”外衣的黎培里，则于1951年9月4日，被南京市军管会永远驱逐出境。来源：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