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或是19岁当市长,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如果当选的是韩愈或晏殊,人们一点都不会惊诧。
要论过去千年中最受羡慕的文人,那是非晏殊莫属。晏殊被人艳羡,不是因为文学成就,而是由于仕途顺利。论文学成就,唐宋时期的作家群星璀璨,晏殊只能算是二流作家,但其仕途的顺利千年来难有其匹。晏殊小时候是神童,7岁能文,14岁时与千余名考进士的人一起应试,神色自如,援笔立成,皇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此后仕途顺利,53岁时居相位,人称太平宰相,过着“一曲新词酒一杯”的惬意生活。
与晏殊相比,中国历代文人仕途能如此顺利的微乎其人。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的韩愈为例,他20岁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三次均告失败,第四次才成功。之后,为了取得做官的资格,又在吏部组织的考试中连连败北,三次成绩都不理想。为了谋求任职,三次上书宰相,没有任何结果。到了29岁时,才跟随出任节度使的原宰相董晋做一个幕僚,4年后才回到京师出任正七品的国子监四门博士。
韩愈是历史上的大才,为了获得做官的机会历尽艰辛。但如果把他的经历放到整个唐代历史上看,他其实还算顺利。以考进士为例,唐代有个说法,叫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意思是,熟悉儒家经典的明经科容易考,如果你30岁才考上,那已经算“老”了;而考作诗写赋的进士科很难,50岁考上还算是“少”的。韩愈的朋友孟郊就考了很多次,46岁才中进士。还有很多人考N次都没考上,只好断了再考的念头,如诗人罗隐,考了10次而不成功,无奈作罢。
从中国历史上看,尽管科举之途非常艰辛,但很少看到否定这一制度的言论。科举制度在明清时代走向约束知识阶层思想的一面,那不是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在应试内容的指导思想上出了偏差。中国有确切历史记载的进士考试始于公元622年,到1905年被取消,沿袭了1283年。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存在三种形式:世袭制、荐举制和科举制。先秦时代的世袭制因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被扬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实行的荐举制,因推荐不能出以公心,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滥举情况,荐举权被垄断还出现势族(世族、士族)势力而加重了社会不公,最终被淘汰。只有科举制,隋唐以后得到不断健全和沿承。科举制在千余年的历史中被整个社会认可,关键之点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注重程序的、平等的竞争机会。有了科举制,一个人,不靠背景,不需出卖人格,而只需靠制度提供的机会,就能实现个人价值,及效力国家、服务百姓的理想。
在科举制的精神和内核之中,年龄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明确的、注重程序的、平等的竞争机会。韩愈25岁就中了进士,唐代的进士考试每年举行一次,每次考上的不过30人左右,其难度要比现在北大、清华的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大得多。而以韩愈在中国历史上的作为和影响力而论,其优秀的德行和出色的才华也没有人会怀疑,但是韩愈在29岁时还是没有获得理想的职位,原因只是在于当时的官员选拔和任命是制度化的。韩愈虽然不顺利,但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有怀疑这套制度的公平性。
官员选拔的关键,是有没有一个不看年龄,而仅看才华和品行的制度化的选拔机制。存在这样的机制,出现29岁的市长人们不会惊诧,像韩愈那样,29岁时学识和阅历已经很丰富了;即使出现19岁的市长也不会惊诧,像晏殊那样,14岁就是进士了,他们的德行和才华有目共睹,任命也符合制度化要求。
因此,人们真正关心的,是29岁当市长,究竟是出于竞争机会平等的制度,还是仅仅是无法复制的特例?人们还会问:比之更优秀的29岁年轻人大有人在,为什么他们不能被选为市长?能不能给更多更优秀的29岁年轻人当市长的机会,能不能使人才选拔机制更加完善?其关键,还是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注重程序的、竞争机会平等的制度。(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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